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

　　（一）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企图通过政治遏制、外交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将它扼杀于摇篮中。新中国广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同时也适时地提出并开展了双边会谈。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行为，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应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人民日报》1950年8月25日。接着，他于8月30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9月16日，他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杰伯及秘书长赖伊，要求派遣代表参加关于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讨论。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义正词严地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给予了坚决驳斥。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谈结束后，立即发表声明强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这个声明，直接导致了３个多月后中美谈判的开始。一年后，由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谈判。中美谈判先后进行136次，历时长达15年，虽然几经波折、只取得达成遣返平民协议的成果，但在两国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下，却开辟了提供沟通与联系的现实渠道，增进了相互了解。同时，通过大使级谈判，中国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二）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别国干涉

　　1955年2月3日，针对美国政府为了阻止新中国在攻占一江山岛后继续解放其他沿海岛屿，指使安理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孟罗向安理会提交“关于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一事，周恩来致电安理会表示坚决反对。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2月24日。2月6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现在美国是躲在后面，让蒋介石出来谈，这个阴谋就是一方面搞“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卸脱美国的责任。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8页。

　　在中美大使级谈判期间，美国一边谈判，一边则蓄意阻挠，拖延谈判，中国政府给予了坚决的揭露。195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指出：“美国同中国举行大使级的会谈，而会谈中又要求中国承认它侵占台湾的现状。这在实质上就是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方面当然绝对不能容许。”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

　　（三）参加国际组织，坚持“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原则，不授人以“两个中国”的口实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以及参加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和奥林匹克委员会等其他国际组织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明确表示必须首先驱逐国民党的代表。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再次申明：只有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6日。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也曾致电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取消国民党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周恩来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的首席代表，还相继任命了出席联合国一些重要机构的代表。但是这些正当要求都没能得到实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外国领导人就中国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交换意见时，一再明确表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7页。“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68页。有人建议中国分两步走，先进入联合国再进行驱逐台湾当局的斗争，毛泽东断然表示：“只能一步走。”《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9页。这以后二三十年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国政府为了不给别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口实，也始终坚持了“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坚定立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企图以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为诱饵，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双重代表权”提案，制造“两个中国”。1971年8月20日发表的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外交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民日报》1971年8月21日。

　　（四）采取灵活策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迫使其承认“一个中国”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开始着手解决相互间的紧张关系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格局的高度，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策略，为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1972年2月，毛泽东同来访的尼克松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2月22日至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四轮谈判。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方要使美方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经过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艰辛谈判，中美两国在2月28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重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美国政府终于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而为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作者熊华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单劲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