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

　　由于1955年初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没有产生明显的实际效果，毛泽东决定以炮击金门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并传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开始。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440页。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的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炮击的目的：“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如果台湾当局“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54页。

　　同时，炮击金门还有激化美蒋矛盾的意图。蒋介石之所以迟迟不对中共中央的和谈建议作出回应，根本原因是以为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下，任何针对金、马、台、澎的军事行动，美国都会给予协防。因此，毛泽东策划炮击金门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48页。。当美蒋海军组成联合舰队，试图为运输船进行护航、恢复金门海上补给线时，毛泽东命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参见叶飞：《毛泽东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4日。结果当蒋舰遭遇密集火力攻击时，美舰掉头逃窜，弃蒋舰和运输船于不顾，由此引发了美蒋在金门弃守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炮击金门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表现。这一炮击行动断断续续进行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这天才由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正式停止。徐向前在声明中指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中美建交将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人民日报》1976年1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过这个炮击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内战仍在继续，借以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三）实行“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继续坚持和平解放台湾

　　炮击金门期间，美国多次向蒋介石施压，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从金门、马祖撤退，以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更深刻地认识到：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湾将是需要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方针，急不得；在无法短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下，防止台湾独立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反对美国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针对美国杜勒斯1958年9月30日谈话中暴露的“以金、马换台、澎”的企图，中共中央当即作出反应。10月3日晚上，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继续“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他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最后，他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参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0月3日。

　　毛泽东还看到：继续争取蒋介石，支持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是防止台湾独立的最好办法。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应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架构。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明确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在陪同会见的民主人士章士钊提出如果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毛泽东接见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9页。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当然，这时还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的概念。

　　为了进一步争取蒋介石，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已悔过自新、改恶从善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的建议。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溥仪、杜聿明、曾扩情、杨伯涛等11名已经特赦的战犯时说：“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周恩来接见第一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陈长捷、卢浚泉、邱行湘、周振强等11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12月14日。从这年12月至1975年3月，中国政府特赦国民党战犯共7批、553人。这些战犯被释放后，许多人立即自愿加入到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而奋斗的行列中来。

　　为了建立大陆同台湾的政治互信，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时，对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采取了更为大度和克制的态度。1962年蒋介石企图乘大陆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策划武力反攻大陆。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只采取了利用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压制的策略，而没有再采取1958年炮击金门那样的惩罚方式。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中国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但中国政府从未借此向台湾当局挥舞“大棒”。“文革”时期，虽然大陆在宣传上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但总体来说，海峡两岸基本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在防止台湾独立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适时地加紧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政治攻势。周恩来同毛泽东商定后，委托张治中、傅作义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方针政策，还通过章士钊、邵力子、费彝民等海内外朋友向台湾当局传话，促进了解。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谈到了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其中，“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81页。可以看出，“一纲”，实际上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制度。“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构想的具体化，既维护了民族大义，又尊重了台湾的现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方针，因此可以作为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