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全面开展
在毛泽东、周恩来看来,和平解放台湾不是单靠政治宣传或者通过口头方式表示就可实现的,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加强联系、逐步沟通,并且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进行国共谈判,才能实现。因此,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
1956年1月,毛泽东审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时,对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作了以下修改:“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页。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正式宣布了较为系统的对台政策。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42—543页。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已从一般号召转入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的阶段。
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专门将“解放台湾问题”列入标题中,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他代表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原则与实现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具体措施,作了系统说明。他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这天早晨,毛泽东在审定发言稿后批示:“此件很好。”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发言稿上的批示,1956年6月28日。经毛泽东审阅的7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对争取对象规定得更为明确,指出:“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为了促成同台湾当局的和谈,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渠道。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因此主要通过密使故旧来传递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孙中山前副官和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或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9页。
1956年7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曾在赣南同蒋经国共过事、现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三次同曹聚仁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98页。不久,曹聚仁在《南洋商报》发表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内容写成的文章,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10月3日,毛泽东同曹聚仁长谈,希望以此传递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对台政策。他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6年10月3日。10月7日,周恩来第四次同曹聚仁谈话,在回答其询问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的安排问题时,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辞修,陈诚的字。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经国,即蒋经国。只好让一下作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宜生,即傅作义。宜生为傅作义的字。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又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制造气氛。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有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3—624页。
除了和谈信息的传递外,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外事活动,广泛宣传我们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与主张,以期对台湾当局形成和谈的外部压力。遗憾的是,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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