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具体搞法
为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时指导各地经济建设，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后，比较密集地到各地调研和视察。1958年9月中下旬，他到东北视察；10月上旬到11月初，他又先后到河北、天津、广西、云南、四川等地视察工作，调查了解工业生产、人民公社及人民生活等情况。东北、华北、西南的这三次视察，既是一种调研，同时也是在一线对各地“大跃进”工作进行指导。在调研视察过程中，他沿途发表讲话，对经济建设方针和领导方法发表看法。
从《年谱》披露的这三次视察的内容看，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上，邓小平是明确的，即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比如9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鞍山钢铁厂时指出：社会主义大家都在搞，但是怎样搞，还有个方法问题，是多快好省呢，还是少慢差费。搞什么都要有个攻击目标，应该定出哪一项东西能赶上哪一国，哪一项东西哪国好就超过哪一国。要选择尖端作为攻击目标。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不好的，我们可以好；别人办不到的，我们要能办到；别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超过。要把这一点作为主导思想，作为各级领导人的主导思想。（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在谈到挖掘潜力增加生产时，邓小平指出：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大企业、现代化企业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技术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来个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10月10日晚，他在听取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0—1461页。）可见，在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看来，搞“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哲学依据，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是具体到手段和方法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如何搞？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都在不断探索，各地也都在不断探索。9月27日下午，邓小平在辽宁省和沈阳军区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谈到人民公社时就曾说：农村的人民公社，辽宁的架子搭得比较早，全国最先成立人民公社的就是辽宁和河南。但是搭起架子，不等于事情就了结了，还要很好地做工作。公社一定要在一个充分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搞得很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6页。）
在这种不断调研和探索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许多闪光的思想观点。比如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他多次强调农村发展要靠多种经营，要发展商品生产，这样才能富裕起来。9月22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指出：农村只靠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4页。）10月25日，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每个县都要有规划，都要有自己的重点。要千方百计地使农村交换的东西增多，这样人们收入就会增加，就会富起来。（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4页。）10月29日下午，他在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每个县都要给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5—1466页。）
又如在人民公社问题上，邓小平也思考和发表了很多至今对我们搞经济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
第一，邓小平强调，办人民公社要体现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要不断积累经验，不能搞得太死板。10月25日晚，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指出：办人民公社，现在还在积累经验。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好东西。总之，要多种试验。在任何情况下，不是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把人们搞得那么死板不行。这里有个人、集体、全民的关系问题。不能由省或县搞一个办法，一律实行。（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4页。）10月26日下午，他在四川成都视察时指出：公社的食堂要办得好一些，使农民感到比过去在自己家里还吃得好，这样才能显示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显示优越性，这应该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5页。）强调要经常考虑显示优越性，强调要多种试验，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邓小平认为，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之上。9月25日，他在辽宁盖平县视察太阳升人民公社时谈到：农村要大大增加生猪饲养数量，只有把农林牧副渔统统发展起来，才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巩固发展。公社是建立在生产大发展和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的。公社应制定长远计划，逐步把农村居民点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电影院、剧院、运动场，房屋都要改建，城中普遍种花果，要绿化、园林化，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有。将来无所谓农村和城市。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都要消灭。（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将办人民公社看成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抓手。
当然，在视察调研中，邓小平也初步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9月中下旬的东北视察中，邓小平就发现各地人民公社都在搞公共食堂、搞供给制，但是群众到食堂吃饭的却很少。他在10月6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这很值得注意。（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9页。）在西南考察中，邓小平也一直在注意并不断思考这个问题。10月25日晚，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鞋袜都穿一样的，食堂做什么就吃什么，行不行？恐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叫“各取所需”呢？（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4页。）11月4日，他在贵州遵义县大风暴公社视察，谈到社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时还指出：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选择的自由。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7页。）
总体上来说，从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主要是在一线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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