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把周恩来的关心视为党的关心。他对人说:“党这样关心我,只要我活着,有一口气,就要把一切献给党。”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天,周恩来召开紧急救灾会议,李四光也参加了。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及其他单位汇报时,周恩来几次问及搞地震预报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国际上还没有解决。李四光则认为,国际上没有解决,不一定我们就不能解决。周恩来称赞李四光的独排众议。
第二天,周恩来冒着余震的危险,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赶赴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他号召灾区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战胜困难,提出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口号。
3月22日,邢台地区又发生了强烈地震。周恩来第二次赶赴邢台震区。他对科学工作者作了明确指示: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经验。为了研究邢台地震发展的趋势,周恩来几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考虑到李四光体弱多病,让他将意见转告其他出席会议的同志,自己就不必出席了。但李四光坚持亲自参加,同时,他也被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亲赴灾区视察的行为所感动,坚持要去灾区看一看。他对劝阻他的医生说:你们不要再拦我了。总理都冒着生命危险去了灾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怎能贪生怕死!他果真以77岁的高龄去了灾区。
1969年,渤海地震后,成立了中央地震领导小组,周恩来亲自委派李四光任组长,对李四光寄予了厚望。李四光承担这一任务后,加紧进行地震预报的研究,对攻破地震预报的难关充满了信心。但不幸的是,这以后不久李四光的病情加重了。病危期间,他流着眼泪对夫人说:“地震预报研究工作是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死之前完不成这个任务,怎么对得起总理啊!我真想多活几年。”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还对守候在床边的女儿说:“我已经82岁,死也不算早,就是有件事放心不下,这就是周总理交给我的地震预报工作还没有过关。”
李四光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林彪、“四人帮”猖狂之时,李四光也免不了受到冲击。有的“造反派”公开讲李四光是“反动权威”。
1970年2月7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地震会议全体代表时说:李四光同志是个权威,但不是反动权威,是革命的权威,并要陪同他的李四光讲话。周恩来还多次在公开场合称李四光是地质界、地质队伍的老前辈,说他是很光荣的人物,是有创造性的,要地质工作者将他的东西很好地继承下来。周恩来的话语给了李四光巨大的鼓舞。他以多病之身顽强地坚守在领导和科研工作的岗位上。
1971年4月24日,李四光突然高烧不退,再次被送进了北京医院。29日,由于动脉瘤破裂,李四光休克。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医务人员,实施最后的抢救,但终未奏效,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与世长辞了。
5月2日,周恩来冒着霏霏细雨,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李四光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得知没有为李四光准备悼词时,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站在麦克风前,对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说:我们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志写悼词。早上我收到李四光女儿的一封信,刚才和一些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就用这封信作为悼词。他从口袋里拿出信,十分沉痛地念了起来。这封信记述了李四光逝世前一天的遗言,记述了近几年他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以及海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念完信后,走到李夫人面前,握着她的手说:“许姐,你要节哀,要保重身体。”
他走到李四光的秘书面前嘱咐道:一定要把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出来。他又问在场的人:“搞地震的同志来了没有?”说“现在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邓颖超受周恩来的委托来到李四光家,表示慰问,并再次转达了周恩来一定要把李四光遗著整理出来的意见。后来,李四光的遗著《地质力学概论》等陆续整理出版。
对李四光,周恩来曾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他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当我们认真回顾李四光坎坷奋斗的一生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李四光是科学界的一面旗帜,那么扶起这面旗帜的人就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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