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与愿违，形势逆转。由于40年代的一段工作经历，建国后，束星北很快就被有关部门视为“历史反革命”，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险遭逮捕。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束星北从浙江大学来到山东大学物理系。1955年全国肃反运动中，他一开始就被列为重点，受到严密监控，随后在全校大会上遭到批判、斗争，并被抄家、逮捕，全家受到牵连。1956年，束星北的罪名本已得到平反，并有领导出面道歉。不料在同年助党整风时，由于他表现活跃，大胆提出批评意见，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又被划为“极右分子”，联系历史问题，再度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三年。这样，束星北就被戴上三顶政治帽子：“反革命分子”、“三年管制分子”、“极右分子”，有如三座大山，长期压在他的身上。1958年他与青岛市1800名“右派”一起被遣送去兴修青岛市月子口水库工程，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教养”。这时他已年过半百。在长年累月的劳动改造中经受多种磨难，他刻苦自励，诚心转变“立场”，埋头于“挖山”不止的工作，到1974年9月，才算“摘掉帽子”，但仍留有尾巴。完全搬掉“三座大山”，是1979年年底，彻底改正“错划”之时。这时他已年逾古稀，被压在“山下”的时间，总共22年。

　　一颗科学的亮星在孔子的故乡陨落，一位杰出的奇才在政治的风浪中湮没。这只是中国现代科学史、教育史上众多悲剧中的一幕。

　　束星北的一生，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精神支撑点，那就是为社会为人民作贡献。他始终怀着一颗对别人竭诚服务、慷慨捐输的炽热的心。在肃反与反右派运动中，全家受政治牵连，妻子挨斗受伤，长子被部队开除回家，在政治上受冤屈、人格上受侮辱、家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家曾几次考虑自杀，但束星北总是想到，无论如何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与才华，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生向往的事业还没有完成。他梦寐以求的是，发挥自己科技上的优势与特长，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可是三顶帽子的重压，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使他的愿望无法实现，而年老体衰的现实，更使他日益焦急。当他听到国内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不禁喃喃自语：“本来是我应该做的！”惋惜自己没有出力。当国产第一台脑电图机在上海制造问世后，舆论界把它称之为“重大突破与贡献”。束星北知道它在技术上的一些缺点，离世界先进水平还较远。他向有关领导请求，让他参与共同研究改进，以期“将功赎罪”，使这项成果真正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的请求如石沉大海。

　　束星北本可以在科学上自由探索，发挥潜力，作出大成就、大贡献的，后来却只能以“戴罪之身”，在技术装修上作出些小成绩。1961年底，青岛医学院一台脑电图机，因机器损坏严重而长期沉睡，束星北带病住进脑电图室，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经过大拆大装，使它起死回生，哄动了全院。随后，省、市级各大医院和各部队院校，遇到技术上的难题，有的是跑遍国内各大城市都未解决的难题，找到他，一般都能破题解困或手到病除。他登门服务的足迹，踏遍全省约50多个单位，经他修复、改造的设备，有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机、同位素扫描仪、水箱、保温箱、电子共振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等，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等，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这些在束星北眼里，不过是“雕虫小技”。想到王淦昌在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如提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制原子弹、氢弹，等等，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科学的制高点上。而他自己呢？只是在美国求学和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有些高质量的文章发表在西方一些高水平的专业杂志上。建国后，他曾被迫从物理学转向气象学领域，由于基础宽，悟性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10多篇高质量的文章发表，但也不过是“刚刚跳进河里，湿湿身子”，再往深处，就没有机会了。至于专著，只在50年代写成两本教材，一本《电磁学讲义》：本是高教部约稿，后因改用苏联教材而被束之高阁，随着作者的命途多舛而在幽暗、潮湿的角落暗度其生，30年后，发现时已粘连腐烂，面目全非了。另一本《狭义相对论》，也几经周折，直到1996年(离写作近40年，离他去世也已13年)才正式出版。束星北与王淦昌，在学历、学识、才能、天赋上，二人都大致相近，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与成就相差如此之大呢？关键就在于束星北政治上的罹难。本来科学上极好的天赋、素质、基础，都被政治上的打击、惩罚、压抑给湮灭了；本来应当在教学中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科学创新的时间，完全被沉重的体力劳动、强制性的劳动改造占据和荒废掉了；本来应当总结科研成果，进行科学著述的时间，都用来写“思想汇报”、“思想检查”、“改造小结”去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束星北每周要写两次“思想汇报”；日积月累，代替科研成果、科研著述的这类满纸“违心”话的篇章堆积起来，也真可说“著述等身”了。他演算习题、推演公式，往往是在打扫马路的间隙，用小树枝在路面上比划。他思考问题，作逻辑分析，往往是在睡梦惊醒之时，或喃喃自语之中。为了争取早日“摘帽”，早日为社会作贡献，束星北便更加频繁地向上递“思想汇报”、“思想小结”，经常手捧小本，诚意地征求对他“改造”的意见。在为各单位作技术检修时，他拒绝礼品，但必索取写明验收时间和工作表现的“证明信”。“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竟忘记“身份”而搭起梯子，爬上树干为红卫兵安装高音喇叭；他逐段逐句地背诵“老三篇”，随后才感到方向迷惘而茫然。为了表明自己通过劳动改造来转变“立场”的诚意，他由打扫部分公厕竟申请打扫青岛医学院的全部公厕，并要求长期打扫。同时，束星北还有过两次说明“立场”转变的重大“立功”表现：一是1962年春，他揭发了青岛市一个企图策动他叛逃的叛国集团组织；二是1972年底他为青岛某部雷达站修好了损坏的雷达。此外，他经常拄着拐杖，带病坚持上课；在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所有这些“挖山不止”的努力，在一般领导、干部和师生的心目中，他早已不是“敌人”而是“功臣”了。然而，这却并没有感动“上帝”，没有说服最上层的“领导小组”，因而在一批一批的“摘帽”名单中，并没有束星北的名字，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那“三座大山”实在对他压得太重、太久了。

　　不过，“得道者多助”这句名言对束星北仍然适用。实际上，他先后所在的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的某些有识领导，都曾以不同方式对他作过宽容和保护。束星北在肃反中挨整后，王淦昌知道他心情不好，曾邀他去北京游览名胜。在束星北家庭生活最困难时，王淦昌尽力接济，每月寄钱，从不中断。束星北唯一可以出版的著作《狭义相对论》，曾几度搁浅，最后由王淦昌写序，并报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出版。他的学生王景明，不顾个人安危、利害，从政治到生活，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因而受到很多磨难，但却给他很多支持。束星北步入老年后，帮人补习文化，支持发明设计，并修理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和器械。他总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由此他结识了一大批普通百姓中的朋友，他们之间推心置腹，互相关怀。在这些朋友的眼里，“他是个好人、好老头，正直、大度、风趣、中交”。每当束星北有困难、有急需时，便有人以各种方式伸出援助之手。

　　李政道于1972年来到中国大陆，第一次与中国高层领导人见面时，便顺势提到他的启蒙恩师束星北。以后又在重要场合多次提到他。这就在客观条件逐渐成熟时大大推动了束星北命运的转变，使他能在1974年开始搬动那长期压在他身上的“三座大山”。李政道在为《档案》所写的“序言”中说：“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束星北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他最后还无私地留下两个遗愿：一是将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做解剖和医学实验用；二是将骨骼制为标本，供教学使用。对此他的子女和青岛医学院等单位本已互签有关文书。可是，由于医学院领导班子正值改选换届，忙于行政交接事务，竟遗忘此事，致使遗体腐烂而无法解剖和制作标本，又增添了这最后的遗憾。

　　正如《档案》的作者在“代后记”中所说，束星北的这种特殊的“历程”，“折射出了我们的民族、社会与历史，折射出‘昨天’的故事，也许仍在折射着‘今天’。”瞻望明天，我们千万不要遗忘束星北。

　  （本文摘自《难以消逝的思想烟云》，张翼星等著，云南出版集团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