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近大众
　　艾思奇是我国最早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的先驱。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针。”早在他编辑《读书问答》、《读书生活》等进步杂志期间，他对读者来信中提出的大量哲学问题，细心研究，综合分析，然后用普通生活的事物为例子，深入浅出、说理清楚地进行解答，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地发表了多篇《哲学讲话》，后来经过修订汇集成书，改名为《大众哲学》出版。年仅24岁的艾思奇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用自己的智慧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著书立说，启迪大众，实属难能可贵。正如1935年李公朴为这本书写的编者序中所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目前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这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李公朴还说：“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问世和大量出版发行，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作用。这部著作在我国较早地、创造性地、全面而系统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贴近大众，给中国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提供了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据马文瑞回忆：“早在193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让大家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曾称赞说，《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当时，有许多青年在《大众哲学》的启蒙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少人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宋平同志曾写道：“我最早接触艾思奇同志的著作，是60年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当时，读了《大众哲学 》。这本书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从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在民族危难之际，在无数青年处于苦闷彷徨之时，艾思奇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笔触，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面临的问题，向人民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3月，艾思奇曾经发表《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的文章，说明在我国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政权以后，为什么要进行“思想上的解放战争”。在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艾思奇做了大量的哲学理论宣传工作，帮助知识分子、干部和广大群众，通过学习和改造思想，实现思想上的革命和解放。1958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的文章，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不能当空头理论家。他十分关心和支持工人和农民学哲学。1958年7月，到天津参观一些工厂时，曾亲自给工人和干部讲了几次哲学课。《工人和哲学》一文和《破除迷信大家学哲学》一书，就是根据那几次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的。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受中央书记处委托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供全国各级党校和高等院校学哲学普遍使用。这些著作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品和典范；既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果，概括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具有中国化的中华民族的特色，对于培育我国哲学理论队伍，教育广大知识青年、干部和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巨大的作用。艾思奇被誉为“人民的哲学家”，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