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影响的批判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有市场配置和计划配置两种。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资源配置是简单地运用市场调节或政府的计划调节，实际上更多的是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事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全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密不可分，而市场经济则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连，更有甚者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也基本坚持这种观点，在资源配置手段的选择上更多地采用政府的计划调节。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这种配置资源方式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计划手段配置资源的弊端也日益显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式被提上日程，开始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可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从突破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经济观念开始，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中共十四大提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我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知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将人们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规律性的高度。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一认知历程还深受各种经济学说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影响。 

　　1978 ~1991年：以计划经济为主，适当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自此逐步展开。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我国即开启了以计划经济为主、适当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探索，越来越清晰、正确地认识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并初步明确了市场化趋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然而时至今日，一些人仍有意无意间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与西方流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如美国学者大卫 · 哈维在2005年出版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用美国前总统罗纳德 · 里根、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智利前总统奥古斯托 · 皮诺切特以及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头像做封面(?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新自由主义简史》没有此封面。参见﹝美﹞大卫 · 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并在书中专列“‘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一章。［1］实际上，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正确认识的起点是建立在对自己过去体制机制弊端的反思，并回应计划与市场关系争论的基础上，并非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早在1979年3月8日，陈云就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即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2］同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逐步建立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十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由此，计划和市场主辅结合理论基本确立。［3］11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出了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4］1980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经济发展道路时，再次指出要实现“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4］（pp.246~247）5月20日，他又指出：“生产资料应同生活资料一样，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5］。不难发现，他一方面虽然强调计划经济为主，但另一方面开始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并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它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念。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肯定上述思想的同时，将“计划调节”改为“计划经济”，并强调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6］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二大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展开，将计划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指出为全面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必须“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7］。

　　对于如何处理好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邓小平十分重视。1982年10月，他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8］为了破解这一难题，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同时，强调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9］尽管这一提法仍然将计划看成是对商品经济的一种限定，重点强调的是计划，但它已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认识误区，旨在缩小指令性计划，加强市场调节的分量。针对质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认为其“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3］（p.487）的声音，邓小平于1985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8］（pp.148~149）。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8］（p.203）这些论述充分表明，尽管我们对市场调节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入，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些人强调商品经济的一面，有些人则强调有计划的一面。

　　要真正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内在统一的体制，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体制。为此，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种新体制中，“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因此，我们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10］这一全新的经济体制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比较接近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这些问题和不足被放大，有人将原因归咎于改革开放，归咎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引入。很多人谈“市场”而色变，“市场”成为敏感话题，不敢触及。为此，1989年6月，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8］（p.306）1990年12月，他又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8］（p.364）1991年初，他再次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p.367）邓小平的以上论述表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调节方式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市场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市场调节应有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所导致的。

　　这一阶段，我国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日益重视，特别是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也需要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新自由主义也借机传播开来，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邓小平强调：“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8］（pp.43~44）一些经济学家也指出：“我们认为在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时，也有一个和对待西方国家的科技一样的洋为中用的问题。绝对化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把资产阶级经济学都目为反动的，避之唯恐或说的想法至少是偏面的。反之，由于某些方面有可资借镜利用之处，便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做法更是有害的。”［11］这表明，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不仅深知错误思潮的危害，而且对其保持了高度警觉。因此，新自由主义在这一阶段对我国的影响较为有限。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在对过去体制机制弊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尽管仍是以计划调节为主，但已经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经济观念，逐步使市场调节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为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同时，这也说明市场经济并非新自由主义的“专利”，我国探寻市场的调节作用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基础之上。

　　1992 ~ 2012年：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公开兜售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调节。与此同时，国内理论界在改革的取向上也发生了“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之争，进而对改革开放产生了姓“资”还是姓“社”的追问。在此背景下，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p.373）这一科学论断从根本上破除了长期以来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错误观念，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指明了方向，为破除市场经济是新自由主义的“专利”这一伪命题提供了依据。依据“南方谈话”精神，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2］关于这种新的经济体制，他“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2］（p.202）。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2］（pp.225~226）中共十四大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转型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产生了误解乃至曲解，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而导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有泛滥之势，“不仅严重地搅乱了我国学术界的思想，而且也渗透到我国的实际经济生活”［13］，其危害不可小觑。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当时的实践和认识看，处理二者之间关系最恰当的方式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2］（p.226）。为此，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这个问题，从总体上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蓝图，并展望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设想和规划，在我国改革开放史乃至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首先，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实现了理论认识的两个突破，即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否定市场机制作用，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否定公有制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其次，初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界定了市场的作用及其边界。再次，廓清了思想上的模糊认识，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宏观调控等几个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为反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想提供了有力武器。最后，初步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布局，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宣言书和行动纲领。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建立，但与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还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方面，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中遗留下来的不少深层问题还没有解决。为此，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强调“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4］应该说，自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以来，沿着“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路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资源配置基本实现由政府计划调节转向市场调节，激发了经济发展活力。但是，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化保障还不完善，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中共十七大报告除了强调“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外，还特别强调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5］这表明，在经历了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后，我国已经认识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仅需要完善的体制，更需要系统化的制度，这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的努力方向。因此，中共十八大又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任务，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6］

　　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我国在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的基础上，确立了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新机制。为充分发挥这种新机制的作用，国家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更加注重从制度上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实现。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探索也较好地回答了市场经济能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的问题，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有力驳斥。

　　2013年至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明确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16］（p.513），“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可以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深化”［17］，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16］（p.16）。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把市场的作用无限夸大”，并“把政府的经济调节作用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完全对立”，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冲突，大肆鼓吹“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18］这与中共十八大强调的“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6］（p.16）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在2013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思想，指出：“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该放的权要放到位，该管的事还要管好。主要是应该让各类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有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19］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6］（p.513）《决定》除了重申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外，还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改为“决定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成为《决定》的亮点之一，其要旨在于抓住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决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修改和变化折射出思想上的解放与认识上的突破，成为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其一，它将政府与市场关系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在顶层设计上将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视为一个整体，这既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弊端，又可以弥补政府调节不足带来的缺陷，还可以避免掉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其二，它强调“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目的在于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限定在国家的可控范围之内，防止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引起的大起大落。其三，它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双管齐下，并行不悖，从而明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之间的本质区别。其四，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从定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开始，再到前面的加上限定词“在更大程度上”、“从制度上更好”、“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等都是对市场作用认识的量变和程度的加深，而“决定性作用”的定位则有了质的提升，有利于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了正确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但是，有些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者误读乃至曲解《决定》的精神，有人甚至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篡改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解读成“政府应该放弃经济职能”，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任何经济领域都要由市场来决定”。［20］显然，这种论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对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能厚此薄彼，二者不可偏废。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市场的作用。首先，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人类经济活动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矛盾是资源的稀缺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多样无限性。如何有效地运用有限的资源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配置方式的选择十分关键。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市场与计划的论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看，能够比较好地处理这一矛盾的手段是市场调节，“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21］。既然当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那么理所当然地就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经济规律，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其次，经济生活中还存在妨碍市场作用发挥的现象和问题。中共十四大以来，正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前进，在改革释放出的活力推动下，我国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跨越，经济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依然存在“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16］（p.551）等问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重新科学定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事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再次，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从客观上看，我国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等配套措施也日臻完备，尤其是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空前提升；从主观上看，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意识到应该从理论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一步做出科学定位。在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讨论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这种呼声日益高涨，“考虑各方面意见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21］。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还需要政府的作用。自从市场经济体制诞生以来，特别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实践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只能是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大危机、大萧条和大破坏在所难免。其二，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不能等同。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之间有不同的权限和边界，二者之间既不能缺位，也不能错位，更不能越位，不能相互取代。市场的职能是配置经济资源，政府的作用是为资源配置创造良好的条件。需要强调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22］。其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16］（p.519），我国政府现有职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核心在于“进一步简政放权”，以实现“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16］（p.520）。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落脚点在于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因为“有效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之间是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23］。所以，我们“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4］。

　　这一阶段，我国在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还需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史上是一次新的跃迁，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最新的科学定位，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也有力地驳斥了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所谓“自由放任经济”和“不要政府干预”的错误思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嬗变的启示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历程，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同新自由主义有着根本区别

　　究竟如何定位和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界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对此，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非控化”和“去宏观调控化”，不要政府的任何干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再加上特殊的历史环境，我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重新审视计划经济体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开始突破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经济观念。在此基础上，先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调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举措，为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史上的一次新飞跃。此后20多年，随着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我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科学定位的认知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先后又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思想。新实践催生新认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表明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与新自由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凸显了党和政府在理论创新上更加自信与自觉。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25］那种“认为市场不仅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还应该决定所有资源的配置，包括政治资源、思想资源”［18］的观点是错误的，应当明确的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主要是经济领域尤其是微观经济领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21］。这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全盘私有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宏观调控不兼容的观点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坚持国家宏观调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的现代市场经济，其根本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

　　在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的陈旧观念后，我国并没有沿着新自由主义所设计的路线，全面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进而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而是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最根本的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为引领，推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围绕这一目标来展开，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由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从而推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改革，进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目标。

　　［ 参 引 文 献 ］

　　［1］高世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紫光阁》2015年第2期。

　　［2］《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长编》第4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5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5］《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1页。

　　［7］《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 ~17页。

　　［9］《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8~569页。

　　［1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7页。

　　［11］陈岱孙：《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经济科学》1981年第3期。

　　［12］《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98页。

　　［13］朱安东、王天翼：《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危害》，《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1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0页。

　　［1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5页。

　　［17］《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0日。

　　［18］马学轲：《2014年意识形态领域十个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19］《李克强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对话交流实录》，《人民日报》2013年9月11日。

　　［20］周新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在市场经济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分歧》，《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2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2］汪同三：《在新常态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人民日报》2016年8月24日。

　　［23］田俊荣、吴秋余：《对市场作用认识的巨大进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9日。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2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周进］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祥兴，法学博士，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241002；王先俊，历史学博士，教授，皖南医学院，24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