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从十六大到十七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袁银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些感想。如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代视野，深入研究和阐发十六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历史发展与逻辑线索，将发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发展理念与发展状态、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从时代高度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对中国道路的指导意义，是理论界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从17世纪后半期一直到20世纪前半期相当长的工业化历史进程里，发展一般都被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人们主要的价值目标，从而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应该说，传统发展观在一定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在历史上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曾产生过重大作用。但是，在这种观念的导向下，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使人类陷入种种困境和危机之中，出现了空前的全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对此，人类开始反思和检讨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传统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对传统发展观系统革新的产物。从传统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演变的比较中可以提出关于发展的新见解：“发展应该被理解为经济、社会、人、自然、伦理之间的系统的整体的发展。这种发展既充分利用人的、社会的、自然的各种资源，同时也应该为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从伦理学、政治学方面探讨和谐社会的，而传统的西方和谐社会思想则是根据伦理道德和理性原则设计出来的，它们都没有找到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道路。中国共产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不仅吸取了传统文化中和谐社会思想的合理成分，更为重要的是为和谐社会思想注入了新内涵，尤其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正如该书认为的那样，和谐社会的经济特征在于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先富与后富的统一，政治特征在于民主与法制的统一、自由与平等的统一，文化特征在于一元与多元的统一、平顺宽容与互信互爱的统一，社会特征在于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社会发展与生态发展的统一。这种对于和谐社会特征的具体分析，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丰富性和深度。

　　从继承与发展关系的整体分析中彰显创新理论的理论品质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所谓一脉相承，是指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本质的致性包括它们都具有共同尊奉的初级文本（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本）、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的信仰追求（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以及共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所谓与时俱进，是指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都不是封闭的、宗派主义的教条体系，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的开放的体系，其精神是革命的、批判的。”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为谁发展、怎样发展、依靠谁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以人为本是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最大限度地为人民谋利益为价值取向，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自标，以此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因而丰富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社会和谐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共产主义社会时，提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统一的思想，把社会有机体看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协调互动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和谐观，既是关于社会发展目标富于创意的表达，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谐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