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人口形势更加复杂，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也更加显著。因此，期盼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要求也更加强烈。

　　第一道坎：人口增长过快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人口基数和增长的绝对人口数一直都比较大。目前，我国人口数量已超过13亿，受人口惯性的作用，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人口总量将以年均数百万的速度持续增长。据测算，我国人口峰值可能出现在本世纪30年代中后期，预计会超过14亿。如果控制得不好，还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其峰值可能会推迟到本世纪中叶，人口总量将超过15亿。

　　我国适宜生存的地理环境狭小和人口过度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矛盾。平原和丘陵的面积各占我国总土地面积的12%和9.9%，合计不到22%，其中丘陵地区有不少是不适宜居住的；而盆地、山地和高原的比例却各为18.8%、33.3%和26%，合计达78.1%。狭小的适宜人口生存的地理环境限制了人口的环境容量，也制约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巨大的分母效应，即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使我国资源相对紧缺的格局愈演愈烈，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也长期维系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目前，我国人口总量早已超过最优规模，正逐步向安全警戒线逼近，使我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安全现实问题，并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第二道坎：老龄化态势严峻

　　人口老龄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按照老龄化社会的衡量标准，我国早在1999年就已步入老年型国家。2009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突破1.13亿，占人口总量的8.5%。目前，我国老年人口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提高，老龄化呈现出日益加快的趋势。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从2001年到210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第三道坎：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2009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9.45，继续严重偏离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1980年、1983年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7.4、107.89，基本正常；1985年、1989年分别上升为111.42、110.9；1995年、2000年、2005年分别高达115.6、116.9、118.58，严重偏离正常值域。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区已经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重度偏高（超过117）的省份增加到14个，个别省份甚至超过130；而且与城镇相比，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尤为严重。

　　我国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域、居高不下已有二十多年。此外，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还体现在孩次上，表现为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二孩开始陡然增高，并且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并随着时间的推后，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越高。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首先会对男性过剩的婚姻市场形成挤压，影响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并有可能成为危及人口安全和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同时，由出生性别比偏高所导致的男女数量失衡会给人口再生产带来严重障碍，将造成人口严重萎缩。人口萎缩的后果不容低估，它不仅影响到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我国人口安全、民族繁荣和社会稳定。因此，出生性别比失衡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