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家宣传私有化、市场化能保证最优配置资源的神话，对美国并不成立。要是美国公债利率低是房地产泡沫的原因，为什么中国投资基础设施，而美国不投资基础设施呢？伯南克自己承认是美国鼓励消费的税收体制造成的。美国为了刺激短期消费来缓和经济萧条，立法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息可以减税，鼓励美国居民买不必要也付不起的大房子。寅吃卯粮，才有今日的全面危机。美国把失败的药方拿来推销给中国，行得通吗？

　　中国人要是像日本人一样迷信西方理论，放弃自己的竞争优势，无疑是自废武功。推行西方式的福利制度和法律制度，究竟是改善还是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中国工人的待遇，只有试验之后才知道。有趣的是，中国人总是会将外国经验中国化。毛泽东发明的农民游击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邓小平鼓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示出比苏东和欧美还有生命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悲观地以为中国的农业、金融、汽车业必然全军覆没。然而短短十年，不但中国农业养活13亿人口还有出口余地，而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的市场价值超越美国银行业巨头，中国汽车的销量超过美国，中国的高铁后来居上为世界之冠。这说明中国既有“看不见的手”，也有“看得见的手”，两者协作成为“合作的手”，并没有落入西方政治角力的僵局。反观美国民主党统治国会期间，未能打破金融垄断，反而给金融寡头保驾护航，从而牺牲了实体经济恢复的可能。美国的大工会并没有代表美国劳工阶级的长远利益，令人深思。

　　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深谋远虑的。新古典经济学推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问题多多，不是科学的经济体系。西方经济学定义的国民生产总值，完全没有区分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没有区分健康消费和有害消费，犹如医生不区分营养与废物一般，如何能测量一国真实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举例言之，假如国人节制饮食，锻炼身体，则创造的GDP远低于高消费、现代病带来的医疗消费所带来的GDP，开赌场、妓院所刺激的消费远远大于读书、健身带来的消费。媒体报道的中国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造成的。价格差距扭曲了生活质量的真实。农村享受新鲜空气、食物和闲暇的生活质量与农民拥有的土地住房的质量并没有市场价格的估计。中国乡村的农民盖新房，每平方米的成本只有几百元，北京、上海新毕业的大学生如买房，每平方米的价格高达上万元、几万元，有多少人的收入能付得起月供？笔者上世纪90年代在北大当教授，分到的宿舍三室一厅的月租只有10元钱。究竟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太快了？还是城市居民的安居成本或压力指数增加太快了？再说为什么大批农民工回乡？为什么大批城市退休职工到农村买小产权房？这说明大城市的生活质量，无法用名义收入的增长度量。

　　西方医疗成本的爆炸是西方福利社会瓦解的重要因素。西医发展的分析科学，用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手段分析人体，成本爆炸，却无法理解人的整体机能。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改为转变生活方式，学习中医和其他自然疗法，来避免和治疗癌症。要避免西医分析思维造成的医疗黑洞，中国如能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整体论的养生模式，推广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应该能走出西方生活方式带来的现代化的误区。这就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协调发展。既要打破目前的温饱陷阱，也要突破英美模式过度个人主义的局限，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民富国强”或“藏富于民”的口号似乎极具吸引力，历史的现实却是“国强民稳”或“国泰民安”。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富”可以持续。中国有句话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现实世界几乎“二世而斩”。富起来的家庭后人，只要依赖祖先留下的遗产去买自己能力无法维持的享受，往往失去艰苦奋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是为什么英国等早期帝国先后衰落的原因。社会福利加速而非延缓这一退化的趋势。中国大城市中年轻人的奋斗精神，就往往不如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年轻人。

　　中国文化追求小康，而非追求大富，是有深刻人生智慧的。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贤人，也不会追求西方时尚的炫耀消费。唐代的富裕吸引大批外国移民，最后国防都依靠雇佣军，以致国破家亡。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都是同样的命运。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主张把私人积累的财富大部捐给社会。

　　有人鼓吹金融市场是藏富于民的最佳工具。西方高税收高福利的代价是降低国际竞争力，但是金融自由化对社会福利的危害可能更大。美国过去20年的金融自由化，是加大而非缩小了收入差距。乌克兰经济转型时实行的市场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经济下降约60%，通胀曾高达3000%，货币贬值到7万分之一，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地大物博、科学先进的乌克兰居民的储蓄灰飞烟灭。没有负责任的主权国家谨慎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藏富于民”是神话而非现实。法国工人最近的大罢工无法阻止延长退休年限的法案。未来西方国家居民只能接受福利下降储蓄贬值的现实。除了重新振作，像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一样竞争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市场、什么制度能保持“民富国强”的持续。

　　中国人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谓知己，就不能满足游历西方的启蒙家那样只注意西方的长处，也要向企业家那样注意竞争者的短处。西方的危机，就是中国的机遇。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要重视西方的教训，总结中国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找到科学发展的新路，包括建立更切合实际的经济学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作者单位：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