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具体分析起来，一些大厂的资本家和工商界的上层分子因平时经常与决策层接触，对总路线精神领会较深，而大量的中小厂、店的资本家则抱有不满。如中国水泥厂的资本家姚乃炽等人认真学习总路线后，明确了水泥是重工业，迟早都要公私合营，与其被动坐等，不如主动申请，但在思想感情上，则既喜且忧。他们喜的是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生产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由政府解决，不必再烦神了，忧的是合营后个人的职位、薪金、股权、股息怎样解决没有底。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响应号召，于1953年底召开董、监事联席会，诚恳接受和完全拥护总路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江南水泥厂资方代理人卢祖怡也说过：“把企业搞好，将来可交给国家。”资本家赵庆杰于总路线公布时，即提议申请公私合营，他一心想摆脱资方代理人的身份，要退出董事会，靠拢共产党。他说：“我几十年来，一直为资本家所雇佣，现在要为国家做一些好事了。”“合营后如政府要我干，一定尽力而为之。”（12）

　　而许多小资本家则表现消极。如资本家撒某某认为：“总路线是资本家趋向灭亡道路的里程碑”；梅某某认为：“总路线对资本家来说是黑暗无光的，把我们从有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总路线实质是逼使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出来。我认为总路线是资产阶级没落的标志”；宋某某认为：“拥护共产党，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共产党和我们资本家联合，主要是利用我们斗争国民党，现在感觉真像上了贼船，谁还真心拥护共产党？”（13）还有的资本家对前途感到悲观，因而表现消极。有的人“一面消极经营，一面烧香拜佛”；有的人认为：“生意做大了，税交的多，反而垮得快，不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反正可以吃到社会主义。”（14）甚至还有对未来感到恐惧的，如资本家邓某某说：“总路线公布时，听到报告，说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心中恐惧共产党要夺取我的生命了，甚至夜不成眠。特意到新华书店购买苏联在革命时期对待资本家的一些书籍阅读，但仍不能打破我的顾虑，我认为共产党将要采取和苏联一样的办法来对待资本家。”（15）少数人还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认为：“我的财产迟早都是共产党的，不如乘机先捞一把；只要可以抽逃资金，都要设法下手，可以办货为名，虚报旅费，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也都弄到店里支取薪水。”（16）

　　可见，资本家总体上拥护总路线，但回忆起1950年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但不管他们内心是否愿意，在理智上还是认识到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了。因此，中上层资本家认为，公私合营晚合不如早合；中小资本家也感到无可奈何。他们面对行业合营、企业改组，将要把自己或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工厂、商店交给国家，从感情上来说自然是痛楚的。这也是一些人白天敲锣打鼓迎接公私合营，晚上回家抱头痛哭的原因所在（17）。由于公私合营已触及资本家的切身利益，南京许多私营厂出现了滥分盈余、抽逃资金、挑拨工人与政府的关系等现象，资本家对待遇、地位和清产定股等问题也提出了各种要求。

　　针对这些情况，南京市党政部门更加系统地进行宣传教育，力图使资本家们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今天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对资本主义有任何的幻想、留念，只有贻害自己，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18）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党还开展了对资本家家属、子女的教育工作。

　　党对资本家的政治教育是以企业为主要基地，通过新的工作和学习，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习惯，逐步树立社会主义的经营思想。首先是对资本家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学习，举办了工商界业余政治学校。与以前的教育相比，内容比较广泛，资本家们学习了祖国的历史、地理、社会发展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等等。通过学习，资本家们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认识到祖国的伟大、可爱，进一步体会到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设伟大的祖国。很多资本家还认识了私有制的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有了进一步理解，纠正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等错误观点（19）。学习过程中，党还特别重视资本家中骨干分子们的作用，因为他们积极宣传国家的政策、法令，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的好处，同时以身作则，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和合理意见，帮助和推动大家学习。（20）其次，在1954年宪法公布后，党组织资本家进行学习，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前途。资本家洪瑞瑾说：“我过去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和优越性是不大了解的，经过这一阶段学习，使我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远景。”朱振宇说：“旧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家没饭吃；何况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我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不容许的。”资本家杨穆说：“我过去根本不懂得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一条路，通过学习，根据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21）当时还有不少人认为当资本家的子女是低人一等，有抬不起头来的情绪，对党和政府说出了“入团不行，就业不行，当兵不行，升大学不行，留苏不行”的苦衷。为了使工商界家属、子女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助力作用，南京市工商联和市妇联、团市委密切配合，对全市广大的工商界家属、子女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教育。（22）

　　这番教育在广大的资本家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很多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对于自己个人前途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提高，纠正了过去“国家有前途，个人无前途”的看法。如鲜肉业朱松铨说：“以前我总以为国家是国家，我们是我们。国家前途如何，对于我们小商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经过党的教育后，觉得这样的看法不对。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今天我们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不管大户小户一视同仁，都是在接受改造”；金陵布厂邓九庚也说：“我一直都存在这样想法，即国家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可是我们资产阶级是注定要消灭的，个人的前途是渺茫的，因此很苦恼。我在学习宪法以后，才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注定要消灭，作为我们资本家来说，只要接受改造，不做违法的事情，国家会照顾我们的，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也会得到适当的安排，我们的政治权利也不会被剥夺，我以前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对于我们资本家来说，现在就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经营，真诚地接受改造。”后来，在南京市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资本家们还进行了以检查剥削和建国后的错误行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检查，有的暴露了家庭内部争夺家产的丑态，有的谈出了自己剥削起家的历史，批判了私有制的罪恶，有的人检查了解放以后的对抗思想。如汽车运输业的资本家王某，在会上检查了“吃光、用光，带老婆去逃荒”对抗改造的态度和曾卖了两部车子带老婆去杭州玩等事实。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办法，实践证明是很有效的（23）。通过对资本家家属、子女的分头教育，党的政策也开始深入到资本家家庭中去，引起了他们内部的变化，为改造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例如，兄弟百货公司老板李某，在决定接受公私合营时，他老婆曾和他大闹一场，李某七天七夜吃不好，睡不安，现在他的老婆已经主动地在妇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自我检讨。还有很多资本家家属在妇联主动替她们的丈夫“排队”。当自己的丈夫符合进步分子的条件时，她们都很高兴；当看到自己的丈夫排到中间、落后时，她们当场表示要督促丈夫向先进看齐。（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