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成立　

　　“大跃进”时期，国内的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农业“大跃进”开始以后，全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和队伍迅速膨胀。到1958年底，全国已有15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中科院分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和地方的科研机构、队伍更是迅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仅仅以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科学技术的领导机构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要。时任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的聂荣臻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深感科学技术工作的高度复杂性，认为国家迫切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他同科学规划委员会内及国家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同意两个委员会合并。

　　1958年10月，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将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共同组成一个专门领导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全国性职能机构———科学技术委员会，很快得到中央批准。11月23日，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02次会议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韩光任常务副主任，刘西尧、张有萱、范长江、武衡任副主任。新成立的科委，其职权几乎涵盖了科学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1）对科学技术的方针和政策进行研究，并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议;（2）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作为国家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贯彻完成;（3）组织、协调全国性的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并督促检查其执行;（4）总结、鉴定在生产与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推广科技成就的建议;（5）掌握全国科学技术干部的培养和使用;（6）管理计量和标准化工作;（7）管理发展科学技术的各项工作条件，如科学技术情报、化学试剂、仪器、图书资料及其他工作条件;（8）掌握和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2］（p.22）

　　中科院、国家技术委员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并没有专门负责科技管理的部门，这一缺陷在科委得到了克服。科委突出了科技管理的具体领域，除办公厅外，设立了15个局。如综合计划局兼管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一局主管国防和尖端科学技术工作;二局主管冶金、化学、石油、建材（包括建筑）等原材料工业的科学技术工作;三局主管机械、仪表、交通运输等科学技术工作;四局主管动力、水利等科学技术工作;五局主管农、林、渔、牧、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工作;六局主管轻工、纺织、食品等科学技术工作;七局主管资源考察、地质、煤炭、海洋、气象、资源的综合利用等科学技术工作，等等。［2］（p.22）从一至七局的分管内容来看，基本上囊括了科技事业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机构设置保证了科委对科技工作的有效领导，且科委在层级关系上要高于一般政府部门，这使得它便于进行管理和协调。在管理方式上，科委对以前领导机构所采用的各种方式进行了扬弃，除了日常管理，主要依靠专业组和年度计划的形式。科委的建立，为统一领导全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在组织上作了保证。

　　科委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逐级根据自己条件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级各类科研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这样就实现了对全国科学事业的第一次彻底的集中统一领导，新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就此形成。　

　　四、对于科技体制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管理体制形成过程的回顾，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在工业、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很快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而在科学技术事业方面则不然。究其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们主要是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摆到突出的位置上。”［14］二是科学技术工作具有特殊性，新政府对其进行管理是一个全新课题，探索需要一个过程。［1］（p.17）三是新中国的科技基础还相当薄弱，科技机构的建立、科技人员的培养和管理队伍的组建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经过九年多的探索，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才形成了新的体制。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制过程中，政府始终注意倾听来自科技界的意见，按照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制度与措施。新的科技体制的实行，不仅实现了全国科技力量的大团结，而且对于促进我国科技事业迅速改变其落后的状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56年制订十二年规划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被誉为我国科技工作的“黄金时代”。新的体制强调了科技工作的集体性和计划性，这种管理模式直到现在依然是我国现行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

　　第二，新中国在行政体制结构上形成了“条块分割”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体系或部门内部的问题和矛盾容易得到解决，要解决体系之间或部门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却很困难。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科技事业虽然规模并不大，但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自己的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科技队伍。以当时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例，其所属的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农业部、林垦部和水利部等，都领导着一定数量和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中科院作为一个普通的政府部门，很难行使宏观科技管理的职责，不利于集中力量向科学进军。科委的成立，虽然可以统一领导科技事业，协调各个部门的矛盾，但是条块分割的局面仍然存在。科技资源缺乏统一配置和使用，重复劳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无法避免。

　　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影响了科委对科技事业的管理。在科委的统筹下，科研机构的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研究经费统一拨给，物资供应统一调配，保证了国家科技计划的施行。这种方式保障了国家建设对科技的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是使科研机构缺乏自主创新的热情和能力，同时也造成科学发展中的不均衡。事实上，科学发展不可能完全按照计划来规划。在计划管理的模式下，科学缺少必要的自由发展的空间，长此以往必然影响科学的健康发展。要想真正提高科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这种体制必须加以改革。

　　第三，一直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新中国的科技体制是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苏联科技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是从1953年以后开始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中国模仿苏联建立了一系列科技制度，特别是中科院“科研中心”的建设可以说是苏联科学院的翻版。而苏联最高科技管理机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于1965年，此时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已经成立7年了。因此，科委的建立是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作出的建制选择，也就是说，新中国在科技管理体制上是创制而非模仿。

　　与苏联的比较还引发了这样的思考:苏联是在十月革命后经过半个世纪才最终形成科技管理体制，而中国只用了9年时间;苏联的科学事业有长达200年的充分发展（该国科学院始建于1724年）;而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到新中国成立不过20年时间。有学者认为，处于同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新中国建立科技管理体制领先于苏联，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思想。这种认识忽略了一点:任何国家对科学的建制必然蕴含着对科技的需求，其区别在于科技本身的供给能力是强还是弱。新中国在科技发展不充分、科技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动员一切力量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这是科技发展严重不足的现实所致，因此并不能简单地以功利主义来概括，在短时间内对科学管理进行建制是必然的抉择。　

　　［参引文献］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编《薛攀皋文集》，2008年。

　　［2］武衡、杨浚主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3］王清扬、马来平:《第一生产力与科技体制改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刘大椿主编《中国科技体制的转型之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

　　［5］吴波尔等著《解放第一生产力——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7］《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8］《竺可桢日记》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4～1285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184页。

　　［10］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技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11］苏尚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构（1949～199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432页。

　　［1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500页。

　　［作者简介］ 钱斌，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30026;讲师，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23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