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第四次授予信息经济学相关领域

　　从搜寻理论发展的渊源而言，此次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四次授予与信息经济学相关的领域。前三次分别为：1982年授予了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乔治·斯蒂格勒教授；1996年授予了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与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两位教授，以表彰其在“非对称信息市场中激励理论”方面的贡献；2001年授予了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三位教授，以表彰其在“非对称信息市场”方面的贡献。

　　此次获奖的搜寻理论与前三次获奖的研究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其一脉相承的方面表现在研究对象都是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个人与市场行为。其各具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不同。搜寻理论主要借助于（随机）动态控制理论的发展来分析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市场行为者在搜寻过程中的市场动态一般均衡。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则主要借助于博弈论的蓬勃发展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行为者之间的互动。第二，搜寻理论的分析框架与政策含义更具古典经济学的色彩。搜寻理论除了引入信息的不完全性及其搜寻成本之外，仍然保留了古典经济学的其他基本假设。因此，搜寻理论将现实中的各种偏离瓦尔拉斯市场的现象视为自由市场中的固有特征。比如说搜寻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即为“自然失业率”提供微观基础。从“自然”这一术语，我们即可看出其所带有的古典经济学色彩。而信息经济学则放松了古典经济学更多的基本假设，强调市场行为者的策略互动。第三，搜寻理论搭建了从微观经济基础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桥梁。在基本的行为假设下，搜寻理论推导出个体的基本行为准则，最后再推导出市场的一般均衡条件，并引申出宏观经济政策含义。比如说，搜寻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应用和发展几乎重建了在凯恩斯基础之上的就业理论，是就业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第二次革命。

　　搜寻理论的分析框架与信息经济学中广泛引用的博弈分析框架，可以看做是经济学在引进市场信息不完全性之后并列发展的两套分析框架。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二分的。两套分析框架相互补充，互动发展，从而加深了我们对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

　　搜寻理论在劳动力市场的应用与发展以及2010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政策含义，目前在美国制定劳动力市场政策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失业现象、企业的空岗现象、工资结构如何受到经济政策与社会制度的影响，以及失业、空岗、工资结构与经济政策之间的互动。这些理论直接关系到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制度，如失业保险、失业救济、最低工资水平、企业聘任与解聘制度的规制以及劳动者的福利保障等。目前，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深陷高失业率的困境。最近一年内，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在接近两位数的水平徘徊。因此，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劳动力搜寻理论可能别具用心。通过颁奖给劳动力搜寻理论，诺贝尔奖委员会可能想借此鼓励经济学界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理论的研究，从而对现实经济困境提出更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