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新时代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迈上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伟大的实践孕育了伟大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将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科学理论，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

　　中国经济实力跃升新台阶，经济现代化进程迈入新阶段

　　新时代十年，中国经济实力跃升新台阶，经济总量由2012年的53.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1.3%上升到超过18%。第一产业增加值从5.2万亿元上升到8.3万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从23.5万亿元上升到45.1万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3.2万亿元上升到61.0万亿元。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300美元上升到1.2万美元，超过了全球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已接近世界银行给出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基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测算，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新时代十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得到巩固提升。中国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比例在2012年突破50%，2014年突破了60%，到2020年突破了70%。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总量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4—2015年保持这一地位，2017—2021年，我国连续5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新时代十年，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升的同时，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占比从2012年的9.4%下降到2021年的7.3%，第三产业占比从2012年的45.3%上升到2021年的53.3%。第二产业从2012年的45.3%下降达到2021年的39.4%，从2016年开始基本稳定在39%左右。在基本保持工业稳定的前提下，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第一产业持续下降，符合中国这种大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从城乡结构看，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2.6%上升为2021年的64.7%，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随着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全员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从2012年的72917元/人提高到2021年的146380元/人，10年间将全员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

　　新时代十年，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高，中国现代化进程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基本成型，那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迈进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制度体系日趋完善，物质基础更为坚实，全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加自信。

　　从经济学视角看，工业化一直是现代化核心内容，也是现代化的驱动力。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农业大国实现工业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锲而不舍的领导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1953年，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1982年，中共十二大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首次综合表述为“小康”，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将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十七大、十八大都重申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十八大和十九大进一步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要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新时代十年，中国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根据对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连续的跟踪评价，2020年中国整体工业化水平指数已经达到93。如果工业化水平指数达到100，则表明全面实现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中国工业化水平指数为93，意味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即将进入到实现工业化后的后工业化阶段，实际上可以判断是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完成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也满足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到基本实现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也是新时代十年取得的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成就。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在短短几十年崛起为世界性的工业大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新的更高目标奠定了雄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世界上希望实现工业化而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效

　　新时代十年，创新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效，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12位，自2013年起排名连续9年稳步上升，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据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测算，如果以2005年中国创新指数为100，2012中国创新指数为148.2，到2020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42.6，不到10年中国创新指数增加了接近100。

　　具体而言，从创新投入看，2012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024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7%，到2021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786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4%。新时代十年，除了个别年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增速，大都在两位数以上。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经费2012年为498亿元，到2021年已经提高到1696亿元，基础研究经费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例从4.9%提高到6.1%。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2018年末，全国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127.6万个，从业人员1182.9万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119.5万个，从业人员1029.0万人，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246.2%和70.6%。2018年，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04820个，比2013年增长91.2%。到2021年末，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533个，纳入新序列管理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1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636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212家。

　　从创新产出看，新时代十年，中国高速铁路、5G网络等建设世界领先，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开发应用走在全球前列。全年授予专利权从2012年的125.5万件提高到2021年的460.1万件；有效专利从2012年底的350.9万件提高到2021年底的1542.1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从2012年的43.5万件提高到2021年的270.4万件。全年签订的技术合同数量与成交金额，2012年分别为28.2万项、6437.1亿元，到2021年分别提高到67万项、37294亿元。国内发明专利、《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申请量跃居全球第一。

　　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1年的15.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工业企业数从2012年的2.46万家增长到2021年的4.14万家，国家布局建设了上海光源等4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力打造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怀柔、张江、合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协调性进一步提升

　　新时代十年，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坚持协调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发展协调性十分关键。党和政府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主线，全面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中国经济的产业发展协同性、区域发展协调性、城乡发展协调性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

　　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的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方主要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供给侧结构问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求，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2015年以后，针对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党和政府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大力培育新动能、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以及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等一系列政策，总体上产业更加趋于协同，结构性问题趋于缓解。实体经济内部产能相对过剩的问题基本得到化解，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逐步加大，“房住不炒”理念得到贯彻。例如，2015年钢铁业是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当年我国钢铁行业出现全面亏损。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2021年全国粗钢产量10.33亿吨，同比下降3%，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524亿元，同比增长59.7%。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了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得到了有效体现。

　　新时代十年，党和政府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落实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板块发展、区域重大战略、特殊类型地区发展等重大决策部署，全新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发挥区域发展比较优势，区域经济布局得到优化。推动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明确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三个基本目标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进入新时代以来，东中西区域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等方面差距都有明显的改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和特大城市的都市圈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包括成渝城市群、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中西部城市群也取得了迅速发展，人口集聚度快速提高、经济增长较快，成都、重庆、武汉、郑州、长沙、合肥等省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基于从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地区比较优势发挥和绿色低碳协同发展五个方面20个代表性指标构造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数，2012—2020年中国省级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势头，2020年比2012年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提高了18.58%，五个方面指标都有改善，其中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方面指标表现更为突出。

　　新时代十年，党和政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尤其是通过脱贫攻坚，彻底解决了农村绝对贫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一直是我国协调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再加上对工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快速上升，198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2∶1。此后，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最高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4∶1。新时代以来，城乡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展，特别是精准脱贫方案的实施直接作用于农村地区的低收入群体，使其收入得到明显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2年的2.90∶1下降到2020年的2.56∶1。

　　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经济绿色转型效果显著

　　新时代十年，绿色发展理念得到广泛深入贯彻，树立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美丽中国建设成为重大国策。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中不断强化绿色发展指标的约束，推进经济绿色战略布局，承诺和积极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发展，推进制造业发展和能源绿色转型取得显著进展。从总体指标看，2012—2021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26.4%，其中“十三五”期间累计下降了13.2%，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了大约34%，其中“十三五”期间累计下降17.7%。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新时代十年，党和政府积极推进中国这个制造业第一世界大国的绿色发展。在2015年颁布的制造强国战略中，绿色制造工程是五大工程之一。基于绿色制造工程和工业发展绿色发展规划的要求，中国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针对钢铁、化工等传统重化工高污染高耗能行业进行生产过程清洁化改造；推进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大力发展资源再利用产业和再制造产业，降低制造企业对能源、物质和水源消耗水平，减少了传统化石能源消费，推动绿色低碳能源消费；积极构建以开放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为核心内容的绿色制造体系，强化绿色监管。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是推进绿色制造的核心，党和政府提出到2020年建成千家绿色示范工厂和百家绿色示范园区，部分重化工行业能源资源消耗水平显著降低，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20%。一大批绿色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实现了产业化应用，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初步建成较为完善的绿色制造相关评价标准体系和认证机制，绿色制造市场化推进机制正在形成。

　　能源低碳转型是经济绿色发展的另外一重要领域。新时代十年，党和政府一方面围绕着节能降碳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落后产能；另一方面积极改善能源结构，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大力发展。到2021年，我国风电、光伏发电等绿色电力的装机容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居世界第一，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逐年提升，从2012年的14.5%提高到2021年的25.5%，10年间上升11个百分点。

　　党和政府推进能源低碳转型，首先是注重从做好顶层设计入手，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指导意见等；其次是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对先进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最后是持续完善体制机制和加强制度建设，围绕促进绿色低碳颁布或修订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的制度方案，深化价格、财税和金融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不断通过市场机制完善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扩大开放形成新局面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制度基础。新时代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进一步加快，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围绕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正在加快形成，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等市场体系的基础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2012年第91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2020年4月和2022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两个意见对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有效打破行业和区域壁垒、培育发展强大国内市场具有重要的制度基础意义。

　　新时代十年，“两个毫不动摇”得到进一步深入贯彻，即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促进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国有企业发展看，国有企业稳健成长，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围绕功能定位持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基础保障和民生供给能力不断加强，为服务国家战略和防范重大风险做出巨大贡献。截至2021年底，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59.3万亿元，比2012年底增长2.6倍，年均增长15.4%；2012—2021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111.4万亿元，年均增长9%，超过了GDP年均增速2.3个百分点。截至2021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75.6万亿元，比2012年底增长了141.1%，连续跨越了40万亿元、50万亿元、60万亿元、70万亿元四个大关。2012—2021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达到15.7万亿，年均增长8%。

　　从民营经济发展看，2012—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7万户增长到4457.5万户，10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2021年已经有98家民营企业资产总额超千亿规模，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内地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20年的31家。总体上，我国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新时代十年，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地全面扩大开放，用好对外开放这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局面，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一是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逐年提高。我国引资规模一直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2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5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较2012年增长62.9%。境外投资存量从不足6000亿美元增至超过2.6万亿美元。二是推进国际贸易创新发展，外贸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2012—202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由24.42万亿元人民币扩大到了39.1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一位，商品出口占国际市场的份额由11%上升到15%。已有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官方文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非金融直接投资分别增长了23.6%、14.1%。积极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对外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由10个增加到了19个。自2013年8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至今我国已先后分六批累计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港），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自贸试验区版图，自贸试验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先行先试的重要探路引领作用。三是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水平营商环境，强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面的开放，尤其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则和标准的联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新兴领域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中提出更多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未来，中国将继续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高度重视共享发展理念，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进入新时代，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全国仍有1亿左右农村贫困人口。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提出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到2020年，我国按国家贫困标准计算的农村贫困人口9899万人已全部实现了脱贫。2020年11月23日，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从我国自身发展中看，这意味在新时代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从国际发展看，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脱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新时代十年，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共同富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可支配收入看，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7019元，到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1893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6902元；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1986元，到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4741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提高到43504元。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6.2%下降到2021年的28.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9.3%下降到2021年的32.7%。

　　新时代十年，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3亿，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增加到13.6亿，人均预期寿命由75.4岁提高到了77.9岁，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由1/4左右上升到了1/3左右。

　　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深化了对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基本经济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发展理念和思路做出及时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形成了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了新内涵、开辟了新境界，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原创性贡献。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深刻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不仅在经济发展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而且在经济发展理论上，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

　　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13个方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坚持问题导向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些内容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具有时代性、创造性的重大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洞见，全面深化了对经济规律的系统认识。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深化了对基本经济规律的系统认识。基本经济规律不是直接对某个具体经济活动或经济运行状态产生支配作用，而是对整个经济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用社会生产实现的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来界定其内涵。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开拓性地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统一认识和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提出了加强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大理论观点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了我们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深化了党对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深化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经济发展规律一般是指支配经济要素成长、经济体系质和量提升的长期性整体性规律，体现为对长期经济增长、经济效率提高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由此推进的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整体规律性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了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造性提出了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性提出了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沿着经济发展理念——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主题——经济发展战略这个逻辑全面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深化了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系统认识。经济运行规律一般是指支配经济系统中经济要素之间、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规律，主要体现为经济体系中的关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规律。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唯物辩证法、两点论，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建设高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有了更为本质的认识，既要“有效的市场”，发挥市场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经济周期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作用，也要“有为的政府”，要使生产力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要求的生产目的，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破解了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另外，习近平经济思想还创造性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方针，强调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指明在经济运行中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供给和需求的内在关系。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和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供给和需求的冲击与影响，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好水平动态平衡。从供给和需求这个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范畴出发，深入揭示了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

　　综上所述，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认识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深入提炼、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规律性成果，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我们党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规律性的认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工作的科学行动指南。

　　［作者简介］黄群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系统结构、测度指标与重大问题研究”（20ZDA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