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5日, 上证指数突破6000点大关。

第二个阶段为政策倒逼阶段（1999年至2005年），随着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原有的交易制度、公司治理已难以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这就客观上倒逼了政策调控的完善。当然，在此期间，一些重大政策转变左右了市场的长期运行趋势。

1999年，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吹响了著名的“5·19”行情号角，A股持续了长达两年的牛市。1999年9月22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中国股市从此拉开了股权分置改革问题的序幕。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减持国有股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的方式”，6月14日，沪指随即见顶2245点，随后步入了A股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熊市，直至2005年6月的998点。期间，虽然国务院于2002年6月24日决定减持办法停止执行，并由此产生了“6·24”行情；2004年2月，“国九条”出台，但均未扭转A股熊市趋势。

第三个阶段为准市场化阶段（2005年至2010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证券法》与《公司法》的出台，IPO的重启，股改限售股的解禁，以及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的推出，中国股市的制度化建设趋于完善。虽然在此期间，股指的运行与经济基本面更加贴近，但从998点到6124点的超级牛市，我们不能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股改的功劳。

资金市粉墨登场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股市基本制度建设趋于完善、市场化特征愈加明显，资金面即流动性逐渐成为主导市场运行的关键。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于2008年发表题为“全球流动性枯竭”的文章，文中将流动性概括为三个层面：经济流动性、货币流动性、市场流动性。经济流动性对内表现为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对外表现为经常账户差额，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理解为政府收支的差额；货币流动性是经济流动性在央行或者货币层面的反映；市场流动性则根源于货币流动性，是其在金融市场层面的反映，而其中的纽带就是投资者，因为货币流动性会影响投资者对于未来投资回报的信心以及市场交易的参与意愿。

如果我们将狭义货币供给M1增速与沪综指叠加，不难发现货币流动性对于市场运行有很强的指示意义，尤其是2005年开始，每一轮牛熊转换几乎均与流动性状况息息相关。

经历了2007年至2008年的一轮牛熊转换之后，市场关于资金市的讨论多了起来，而且对于流动性周期与股市周期关系的研究也渐趋深入。2008年8月招商证券分析师陈文招的一篇策略研究报告《透过货币缺口看经济周期和股市波动》在市场上引起了不小反响。该报告提出了货币缺口概念，即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之差，认为货币缺口是解释和观察资本市场周期性波动的最关键、最直接变量，而且通过经验分析也证实了其观点。

1993年至1994年，通胀的加速上升令名义GDP增速高达40%以上，明显高于最高增速达到35%的M2增速，货币缺口为负，A股市场的表现则是沪指由1559点跌至326点。但进入1996年，通胀和实际GDP增长双双减速，名义GDP增速快速回落，而同时信贷呈现加速上升局面，直至2000年，M2增速都高于名义GDP增速，由此造就了1996年至2001年的大牛市。2003年至2005年的熊市同样可以用货币缺口来解释，期间实际GDP见顶回落而通胀加速上升，但通胀的提升幅度超越了实际GDP增速的下降幅度，因而名义GDP增速加速上升，而货币增速则因为宏观调控而高位回落，货币缺口出现负值，A股也因此出现下跌。直至2005年二季度后，货币紧缩过程结束并逐步放松信贷，货币供应增速重新超越名义GDP增速，A股由此也迎来了一轮轰轰烈烈的牛市。但自2007年三季度开始，实际GDP增速见顶回落，而通胀加速上升，令名义GDP增速仍然加速升高，并显著高于货币供应增速，此时资本市场的表现自然是泡沫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