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因素

　　（一）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估计结果

　  比较混合OLS、FE和系统GMM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解释变量估计结果的符号非常一致，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估计结果显示，行业的人均资本量与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随着行业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将保持下降趋势。该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要素收入份额存在明显的差异，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行业特征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这也意味着，当工业部门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纺工业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过渡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同样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产出比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在工业产出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这一结论与白重恩等（2008）、罗长远和张军（2009b）的结论一致。
　  多个模型一致地显示，表示竞争程度的销售毛利率与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行业垄断程度的降低将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支持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假设。随着中国经济逐步由短缺过渡到相对过剩的状态，地方保护的内容由保护当地资源为主转变为以保护当地市场为主，保护手段由直接的硬性的规定为主转变为间接的隐形的手段为主（李善同等，2004）。地方保护主义是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市场的保护既不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和竞争环境的构建，又会直接削弱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打破市场的地方保护，消除阻碍产品自由流动的“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将有助于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提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估计结果显示，随着行业中国有企业比重的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也将呈下降趋势，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是导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或者利益分配格局向资本方倾斜的假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国有企业启动改革进程前，企业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对劳动者倾斜的，甚至可能存在“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

　  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消极的。随着越来越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劳动收入份额将呈现下降趋势。可以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工资竞争效应十分有限，这与中国丰裕的劳动力供给有着直接的关系。劳动力供需的不平衡削弱40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竞争效应，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领先机制占了上风，最终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消极效应。估计结果支持了外商直接投资将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假设。有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是“谈判力量”机制在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的背景下发生效力的结果（罗长远、张军，2009b）。这种观点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也为当前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一种思路。

　  模型显示，出口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出口贸易的扩张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假设没有得到实证支持。本研究的发现与新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吻合。Rodrik（1997）认为，如果将资本方和劳动方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简单地看做是这两者谈判力量对比的结果，国际贸易对一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比较明确的，进口贸易将降低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而出口贸易则有助于劳动方谈判能力的提升，进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对浙江制造业企业的一份实证研究显示，出口贸易企业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内销企业，这主要是由于出口贸易提升了劳动方在工资决定中的谈判力量（翁杰，2008）。不过，鉴于众多实证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国际贸易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

　  模型对技术进步的估计结果表明，行业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经费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是显著负相关的，模型3中该系数不显著。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行业大中型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销售收入比重的估计结果也是负相关的，不过显著程度较低。估计结果部分支持了技术进步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假设。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在增加企业盈利能力的同时，也会改变企业的利益分配格局。虽然理论上和实证分析都支持技术创新能增加劳动者收入的观点，但由技术创新增加的租金并不能在劳动方和资本方之间实现平等的分配，分配格局必定向资本方倾斜，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且，如果将行业分为低技能行业和高技能行业分别进行分析，那么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对低技能行业的影响效应要大于高技能行业（IMF，2007），支持了技术进步呈技能偏态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