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农业现代化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农业已经摆脱了“靠天吃饭”和几亿人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但是农业的基础仍然很薄弱，可持继续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仍然很严峻。

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耕地面积持续减少：1996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9·51亿亩，到2006年底，已降为18·27亿亩，10年间净减少1·24亿亩。而且减少的耕地一般都是城镇周边较好的耕地。2008年，针对不断加速的城镇化，国务院不得不提出不能突破18亿亩耕地底线的艰巨任务。二是淡水资源短缺。目前我国人均淡水总资源约为215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左右，更严重的是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北方地区总体上严重缺水。三是农业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许多地方因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被戏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四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兽药等投入品，制约了我国农业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

在上述新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现代化下一步如何走，就成为新世纪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从2002年十六大到2011年的9年里，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要求以及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及时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政策。从而使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进入了一个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

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004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通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着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13]

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再次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14]

随着“反哺”阶段的到来，从2004年到2011年，中共中央连续八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来推行符合新的历史阶段的农业现代化方针政策。可以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入了加速阶段。

就像20世纪后半叶人类通过“绿色革命”大大提高了农业产出一样，21世纪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仍然必须以科技来支撑发展，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明确的认识。

从2004年到2011年连续8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农业科技作为实现现代农业的关键因素。其中2007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科技进步是突破资源和市场对我国农业双重制约的根本出路。必须着眼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促进农业集约生产、清洁生产、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15]

事实也证明，科技创新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以棉花生产为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曾发生大面积棉铃虫灾害，一些棉区的棉花亩产降幅达80%，每年给国家造成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经济损失。棉农每年防治棉铃虫20余次，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并损害了棉农的身心健康。从1991年起，我国“863”计划将抗虫转基因棉花研究正式立项。从1999年起，国产抗虫棉种的市场份额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递增，到2004年，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5000万亩。如果把这5000万亩都种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三系抗虫杂交棉的话，每年可增产80～100万吨皮棉，增收100－12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长江流域的棉区。[16]

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随着世界农业科技不断进步而实行赶超的过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一百多年来，现代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从“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到以“信息化、生物化、设施化和管理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过程。

由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在世界上属于后发型和赶超型，因此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体现出来上述两种特征的交错与叠加。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其内涵是“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加上了“生物化、信息化”

经过长期探索，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用“六用三提高”来概括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该说更科学和更完整了，这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关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还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将包括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共同富裕型、城乡互助型、社会和谐型的内容。

总之，新世纪的10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起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不断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17]上述建议为2011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接受。可以说，党的十六大以来有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和工作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党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现代化不仅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保障。

[说明：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责任编辑王爱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