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原因。美国学者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30年》一书中，认为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与他“始终渴望中国能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对天安门事件后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开放步伐很不满意”，期望自己的想法在南方得到支持有关。美国学者李侃如在2010年推出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中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视察是解决接班问题和巩固改革战略的一部分。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在2011年出版的新书《邓小平与中国变革》中，用专章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到南方谈话，和当年毛泽东选择南方视察具有相似性，主要出于“对保守的经济政策不满，要推动中国加快改革和发展”。
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1996年出版的专著《邓小平传》中，指出邓小平南方谈话主要谈到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两大问题。伊文思主要引用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关于批“左”的观点，并认为批“左”的“这些话很清楚：对自由化的反应过头了，甚至已威胁到经济发展和全民士气，所以需要阻止这种反作用力”。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引用陈开枝的个人回忆，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给予了全面介绍，提到了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社会主义本质，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不要相信那些假马列主义，等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撰文《邓小平：中国的改革家》论述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涉及南方谈话时，他说：“访问了香港和新加坡的人，特别是访问了人民共和国的广东省及其首府广州的人，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就能与87岁的邓小平有同感。邓小平最近在回答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时说：‘唯一的标准应该是看是否提高生产力，是否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李侃如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主要关注点是加速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坚持中国应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傅高义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了详细梳理，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要观点是加快改革开放，其新意在于：介绍了邓小平在广东顺德和江西鹰潭的讲话内容，谈到了香港媒体对邓小平谈话的报道和珠海会议带来的影响。
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评价。理查德·伊文思指出，“邓小平的讲话在夏初的《人民日报》发表后在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成了政治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向着邓小平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邓小平南方之行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说“中国各地都在寻找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他还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真难想象中国如今会是什么样子。施密特说：“邓小平利用他在广东省特别经济区的旅行来获得胜利。”李侃如认为，1992年1月和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采取果敢的行动，为新一轮的改革提供了动力。他的南方视察引爆了全国的经济活动，南方视察引发的扩张周期，凸显了保守派因失败而出现的被压抑的沮丧。也正是1992年至1997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给这个政权带来了喘息的机会。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改变了中国政策偏向保守的趋向，推动了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高速发展。
关于中共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反应。理查德·伊文思认为，“从北京对此事反应的速度来看，中共领导层未经过太多的争议就决定支持邓小平的观点了”。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也说，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北京方面进行了积极反应，“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满腔热情地宣传这一新思想，几乎每次讲话都要号召切实加快改革步伐。”傅高义的新书也指出，中央主要领导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给予了积极回应。显然，国外不少学者都观察到了这一点，这与有些国内学者至今还在认为北京反应不够及时的观点明显冲突。
国外学者上述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评析尽管还存在“旁观者迷”的状况，有的还依然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但大致准确勾勒出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内容和意义，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他们研究中共领袖人物的机会，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和拓展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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