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国研究的历史发展

　  西方中国研究的学者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

　  第一代：“文化大革命”以前，在西方中国研究方面汉学传统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也做了很多研究，但相比较而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很少，关于高层政治的文章则根本没有。这一领域的权威有些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有些有曾经在中国传教的经历，所以他们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观点的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的前五年，随着新一代学者受美国政治压力的影响，研究发生了变化。

　  第二代学者（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是在“了解敌人”这一口号的背景之下受资助培养起来的，但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却非常同情中国，尤其同情“文化大革命”。从广义上讲，这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副产品，而且有些学者受“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主义的影响，对中国的态度比较积极。当然，这种现象维持的时间不长，在60年代、70年代以至于80年代，这一领域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但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西方研究高层政治的高潮阶段，许多著作试图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披露这场运动；一些专著和文章则更详细地涉及了高层政治的具体方面。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也得到了关注，如农村生活以及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阶段还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并使用了新的研究资料，而不像研究以前的历史那样仅仅有官方出版的资料。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采访逃到香港的一些人，从而了解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所发生的事情，并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新的方法对有关社会的研究十分有用，但对研究高层政治则价值不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讨论，尤其是《红卫兵》的出版，使高层政治成为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开始，第三代学者出现了。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开始关注改革阶段。与60年代起步阶段相比，出现了一系列更加具体的研究，尤其是微观层面的分析和研究。这些研究包括所有的学科，但绝大部分还是关于同时期的发展。同时，这也引起了一系列的思考。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由于鼓励在广泛的领域运用不同的方法开展研究，甚至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结果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大量涌现；不少经历改革阶段的年轻的留学生与著名的西方学者合作著书，但在价值判断方面仍遵循美国的方式，其主要的倾向是对绎济和政治改革采取一种赞成的态度，并将其放在研究议程的首位。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其中包括社会组织方面的书，如关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著作；尼古拉斯的《金融政策》、大卫·兰普顿的《中美关系》是关于政策方面的著作；沈大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关于具体机构和构成方面的著作。

　  从更广的层面讲，最后这一阶段的研究包括与改革和不同的社会组织相关联的政治经济方式、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包括政策的贯彻和官僚政治的政策研究。目前，尽管关于政党历史的新材料越来越多，但在高层政治的研究方面，很少有学者关注对毛泽东阶段的详细研究。研究主要分为四类：(1)专题研究：如费正清关于1961～1966年历史的著作；孙万国和笔者合著的《大跃进》；奥里佛·陈的《大跃进》等。(2)实用性、说明性的论文集：乔娜森·安吉尔最近编辑出版的一本关于高层政治的论文集，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黄京有一本关于“山头”理论的论文集等。(3)关于高层政治的研究：陈力的关于领导人职业模式的著作以及约瑟夫·福佑史密斯的关于知识界的评论对政治的影响的研究等。(4)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如《天安门文件》、《第四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