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目前您开始研究农民战争模式，并以中国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县为案例，前后跨度长达7个世纪您能具体谈谈该项目的研究吗？

　　罗威廉：之前我没有对中国乡村做过广泛的研究，特别是由于此前我对汉口的研究以及对陈宏谋个人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了中华帝国末期和谐与和平的一面。但是，它也有非常血腥和暴力的一面，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我感到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暴力？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因此，近年来我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并于2007年出版了《红雨：中国一个县七百年的暴力史》(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我的研究集中在湖北北部的麻城，研究时间始于元末的起义，中间经过了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直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我之所以选择湖北麻城作为研究对象，有几个原因，一是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麻城频繁地被卷入这些暴力冲突和战争；二是这里本身就是一个习惯性冲突暴力多发之地，即使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之时，这里依然冲突不断；三是由于其高度紧张的阶级结构，在这里，奴役关系比其他大部分地区更深。

　　但是，暴力不仅仅是局限于阶级之间的一种工具，在精英宗族之间，以及麻城不同地区之间也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我认为，其中一个理由是这里超乎寻常的地理和社会结构。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高山的要隘，因此，清政府对麻城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唯恐这里发生大规模反清骚乱。这种战略地位使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方文化，即对战争的歌颂和对起义英雄们的尊崇，当地人为战争和起义英雄们树纪念碑。此外，地方戏对以往发生过的战争加以传颂，对青年男子的思想教育中也强调这种精神。这种造反精神与大众文化和大众宗教相联系，并与集体记忆、地方史的记载有着密切联系。所有的一切导致了该地区的暴力斗争倾向在各个时期和朝代都异乎寻常地强。

　　我希望考察这个县从元末到抗战爆发700年间的长时段历史，能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把中国革命与其所萌生的土壤联系起来，从而追寻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基本原因。

　　对陈宏谋的研究：窥探“盛世”官僚治世态度及政策

　　记者：最近您刚完成一部讨论18世纪清代政治精英觉醒的著作《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您可否简单谈谈该书的主要观点？

　　罗威廉：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晚期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比如中国史学家的“闭关自守”论，黑格尔的“一个没有历史的文明”论，马克思的“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论等。这些观点都认为中国处于王朝兴替的循环中，没有什么进步，对此我认为值得商榷。

　　《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是一本研究陈宏谋(1696—1771)的专著，与清代其他地方官员相比，陈宏谋任职时间很长（从1733年到1763年整整30年）、任职地点很多（历任不同区域的10余省的道台、巡抚、总督等官职）。而且，作为一个官员的他不仅有着骄人的政绩，也有着标杆性的意义，堪称典型。我希望通过对陈宏谋仕途的研究，找到一个“窗口”，使我们得以窥探身处所谓“雍乾盛世”官僚们的态度及其政策，了解造成这种盛世局面的因素，尤其是探究正统精英的思想状况，从而回答一些诸如在天子统治下的社会中什么才是恰当的角色这一类基本问题。

　　陈出生在非常偏远的桂林。他一直崇尚理学，抱有十分务实的思想，胸怀着“经世”之道，希望世界变得更有序。他撰写了53篇著述。虽然他从政生涯及能力与同时代的其他官员并无太大差别，但是陈的经历和对自己使命的理解却胜人一筹。他在不同地区任职期间，都采用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政策以满足帝国快速的人口增长的需求，并努力实现经济繁荣。具体包括通过技术及国家投资使农业增产，主要有用于旱涝期间保证灌溉的水利工程，将劳役改为雇佣劳动力，允许土地、劳动力、私人资本及其他资源转向产出最大的领域。在为商人提供更大对外贸易空间方面，他是一个谨慎的倡议者，这不是简单的“放任主义”。陈十分积极地寻找有效途径，将国家资源投资于市场，从而影响市场，使之为公益服务。

　　在文化方面，他反对冒险地向内地扩张，同时，他却又积极地在诸如云南、贵州及其家乡广西等地推行一项“文化任务”（特别是汉化）。在他看来，这些地区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在性别问题上，陈一方面持传统保守观念，但同时他也强烈倡议实施妇女教育，并且十分反对买卖妇女。当时存在妇女被商业化的现象，即族内长者买卖妇女，这在他看来是对基本个人人格的侵犯。

　　简言之，我认为陈既代表道德保守主义，又代表他所处时代进步的社会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