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特点　

　　（一）关注与日本环境问题有密切联系的领域　

　　不同国家的环境利益共通性与其地理上的相互接近程度成正比，对于只有一海之隔的中日两国，环境的交互作用更加明显。日本学者认为:中国能源消耗的迅速增加，导致硫化物、氮化物、二氧化碳等有害物质的排放量急剧增加，特别是酸雨、沙尘暴、海洋污染等问题，对日本本土已产生了直接威胁。详细的观测数据和仿真试验已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学者对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表示担忧。［12］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体现出日本希望通过中日合作改善中国环境，进而有利于日本的生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国家利益。为此，日本积极倡导构筑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环境共同体，加强多国对话和广域合作。2005年，中、日、蒙三国联合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的东北亚广域大气监测网和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评价系统，以便尽早检出温室气体排放并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早提出对策。［13］　

　　（二）通过研究为中日环境贸易搭建平台　

　　《环境研究》因特殊的企业背景，确立了其关注现实环境问题和注重环境贸易的基调。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既是政府也是企业的迫切需求。因此，日本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自然成为拯救其国内经济的一剂良药。据国家环保部最近研究预测，“十二五”期间中国环保投入预计将达到3.1万亿元，其中处理设施投资1万亿元，在“十一五”1.4万亿元的基础上翻番，预计2010年环保产业产值有望超过1.1万亿元。在政策推动下，中国环保产业仍将保持15%～20%的年均增速，预计“十二五”期间环保产值可达4.92万亿元。［14］前景如此广阔的中国环保市场对日本政府和企业无疑有着巨大的经济诱惑力;日本政府也出台政策允许企业将环境设备及技术的转让记入企业的环境业绩，这更刺激了日本企业对中国环境贸易的积极性。因此，日本学者对中日环境贸易都非常关心，认为日本的环境技术及设备在中国的应用，有助于帮助中国缩短环境保护的摸索期，尽早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在中国的实施，也提高了中国对日本3R技术如煤炭脱硫脱氮技术、土壤污染监测、炼钢用干式消火设备等的需求，这为日本企业的产品销售和技术转让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日本关于环境问题被害者救助的具体做法，则有助于提高中国环境信息的透明度、改善环境行政的低效率;［3］建立专门的运营机构，对CDM项目的有效性和节能减排效果进行追踪观测和评估，可以提高中国CDM项目质量和实用价值［15］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日本企业或研究机构所擅长的。中日环境贸易不仅可以增强两国的彼此信任，也可以实现双方利益共赢，缓解近年来两国民间相互对立的民族情绪，在为日本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营造中日友好的良好氛围。　

　　（三）注意政策研究和实地调查　

　　日本学者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不同时期的环境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内容既涉及宪法，也涉及《废旧家电处理管理条例》等具体的法律法规。研究认为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有重大转变，开始将“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优先发展模式向环境优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换［16］;中国环境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始终取决于政策的变化，而民众的环境意识则极其淡薄，这也增加了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8］（pp.104～111）从现实来看，中国的确应该加强对民众环境意识的培养，资源保护和环境对策是更长远的民生利益，应该得到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支持。在研究中，日本学者非常重视对中国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权威部门和机构的数据资料的引用，也很注意在日本和中国做相当细致的调研，一些文章配有实地调查图片和详细的研究数据及图表，如石渡康夫、高见邦雄和大原利真都在文章中提供了一手的调研或实验数据，这些资料对于中国学者研究相关问题也是有帮助的。

　　在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既是经济发展大国也是污染大国［1］;中国关于环境问题被害的裁决是以“安定团结”为最终目标，而对法律所规定的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缺乏明确和应有的尊重［3］;中国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应对，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应该有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大局”眼光［6］。这些观点的表达，为我们了解日本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多个角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日两国在有关历史问题的认识、经贸摩擦等方面的不和谐之音也在增加，中日间的合作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困难时期。而日本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中日两国在该领域的成功合作，则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常性对话的渠道，也成为中日战略互惠的最大亮点。正如石渡康夫所指出的:“中日间的政治关系，也因中日在能源和环境等问题方面的合作，而向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10］（p.112）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时曾强调将环境合作置于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领域。2009年9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纽约会见日本新当选首相鸠山由纪夫时，双方也就互惠友好、共同发展达成了一致，并将环境、能源等领域的对话与协作视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中日之间巨大的共同环境利益的“外溢性”已扩大到其他领域，如增强中日两国的信任和了解;提高中日环境合作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作为中日关系“减震器到引擎”的重大跨越;［18］推动两国对政治乃至历史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改变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已演变为重大的国际问题，一国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也将超越国界而与全球环境问题相关联。对“经济迅速发展、握有左右世界未来之关键的中国”［16］的环境问题的关注与合作，则为日本发挥在国际环境机制中的作用进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提供了机会。早在1991年，日本政府就在《环境白皮书》中强调:“环境保护，是以和平国家自命的我国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最合适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必须积极推进跟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的环境外交，要在世界上率先建成环境保护型的社会”。［19］日本学界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反映了日本政府的一贯主张。看似不带政治色彩的环境问题的学术研究，正在发挥超越学术研究的作用;中日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也将因环境问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进而对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参引文献］　

　　［1］井村秀文:《中国の境の历史と将来展望》，《环境研究》2008年149号。

　　［2］片冈直树:《中国における境法の展》，《环境研究》2008年150号。

　　［3］樱井次郎:《中国における境染被害とその救の状》，《环境研究》2008年150号。

　　［4］《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计划》，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6/04/　content_6196300.htm。

　　［5］周玮生:《ポスト京都における中国の気候　略》，《环境研究》2008年149号。

　　［6］明日香寿川:《中国に温暖化策国　み”参加”を考える》，《环境研究》2008年第150号。

　　［7］《奥运环境步入未来发展，中国生态迈向世界文明》，参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72/137777/138124/8313327.html。

　　［8］吉川贤:《中国における砂漠化策》，《环境研究》2008年149号。

　　［9］中野太治:《借款を通じた中国境力》，《环境研究》2008年149号。

　　［10］石渡康夫:《J-POWERの中国におけるIPP事の展》，《环境研究》2008年149号。

　　［11］武内和彦等:《境にする日中学力の新展》，《环境研究》2008年149号。

　　［12］大原利真:《中国からの越境大気污染の日本への影》，《环境研究》2008年149号。

　　［13］王勤学等:《中国における境源への温暖化影及び温暖化早期ネットワクの》，《环境研究》2008年149号。

　　［14］参见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00113/17597238834.shtml。

　　［15］森谷贤:《中国におけるCDMポロジュクトの状と考察》，《环境研究》2008年149号。

　　［16］鸭下一郎:《境保全を通じた中日の互的展を目指して》，《环境研究》2008年149号。

　　［17］《胡锦涛主席会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5点意见》，参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0097472.html。

　　［18］张海滨:《中日关系中环境合作:减震器还是引擎》，《亚非纵横》2008年第2期。

　　［19］日本《境白》，前き，平成3年版（1991年）。　

　　［作者简介］葛建华，博士，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102249。

　　此文为2009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1RE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