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杀,一个不剩
1975年2月25日,根据毛泽东“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的指示,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共293名,其中13人不能特赦,继续关押。安置在农村的战犯,生活费每月15~20元。
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作了长篇批示:这些人一个不杀,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为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召开会议,落实指示,要求“倒光口袋”,一个不留,不要打埋伏。
3月5~10日,召开了全国“四长”(公安局局长、统战部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局长)会议,布置特赦释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局局长反映:你们特赦的人,有许多校级军官,可我们那儿还关押着不少将军咧!
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决定清理监狱,并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负责。
清理监狱的调查摸底工作,由公安部五局负责,进行了半年多。最后摸清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共关押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953人;县团级中在押的3300多人,刑满后仍在劳改场所就业的有10000多人。
11月15日前后,释放工作全面铺开,15000余人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欢天喜地与家人团聚或走上工作岗位。释放时,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和100元零花钱。
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在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文革”时期,竟然有1万多名“历史反革命分子”走出监狱,还可以去台湾,这一时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话题。
笔者作为公安部工作人员,在清理办公室收到了一些来信,有的反映宽释人员的子女不认亲、不接纳,其中一人因子女不让进门,生活无着,晚上在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因年龄过大,宽释人员普遍面临着就业和生活问题。有的难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劳改单位;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临退休,工龄很短,生活困难。根据这些情况,公安、统战两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对这些人分配适当工作,不办退休。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1975年3月17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特赦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其实,这已是旧话重提。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讲过:“对将要特赦的战犯,毛主席曾指示,来去自由,言论自由。”但1959年特赦以来没有人去台湾。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其中280余名要求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10名申请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
4月5日,中央批准了这10人的回台申请。
推动与抵制“入台”
无巧不成书,也正是这一天,蒋介石在台湾逝世。虽是巧合,却让回台人员多了一个理由:回台奔丧。出殡定于4月16日。4月14日,王秉钺等10人进入香港。
台湾当局说,“国丧之时遣返前国军军官回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谍”、“统战工具”。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提出:10人入台,后继怎么办?大陆家属要求探亲怎么办?外国记者来采访怎么办?几年后要回大陆怎么办?
北京方面则密切关注这10个人的生活、思想、行动和台湾各层面的反应、动作,并动员海内外相关人士写文章、发电报,支持他们回台。
港英当局则表示,特赦人员入台“显是国共内战的继续”,愿意提供过境服务。同时,对台湾方面的“甄别小组”也提供方便。两方面都不得罪。
就在推动“入台”与抵制“入台”的拉锯中——用台湾方面的话来说,在“统战”与反“统战”的相持中,一场悲剧发生了。
6月4日,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身亡。
台湾方面派人要张铁石写三个材料:自传、大陆内幕和另外9人的情况。张铁石写了,也表明了“心迹”,对方不满意,逼其再写,并威胁说:“如不交代清楚,非但去不成台湾,且对你在台的家属子女也不利,使他们成为政治上不清白的人。”张铁石左右为难,没有退路而自杀。
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对我来说,回台湾并无希望。回去后搅动人心对国民党也不利。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而且过得很好。我的愿望现在已经达到。我认为,国共双方谁也不能统一谁。我希望国民党当局照顾我的孩子们。我的死与富都酒店无关。我的遗款可作丧葬之用。
遗书说明,张铁石自杀既不是中共所逼,也不是蒋特“迫害而死”。正如当时港英政治顾问唐纳德所说:“该老人变得厌倦和不满,不能赴台,又不愿回大陆,精神陷入很低的低潮中,因而自杀。”
最后,陈士章、王秉钺、段克文、周养浩去了美国,蔡省三、王云沛留居香港,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回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