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清”向“文革”的并轨(1965年8月—1966年8月)

　　1965年8月份,山西“四清”运动进入第二批“四清”时期。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卫恒代表省委作了题为《必须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工作报告。提出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适应第二批农村“四清”的需要,省委成立了“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四清办公室”,并撤销原设的“中共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

　　8月份,对计划参加第二批“四清”的工作队进行了集训。省委专门拟定了“关于农村四清工作队的集训要点”、“关于农村工作队进村工作要点”,要求认真学好《二十三条》,把社教运动的性质、重点,讨论透、认识清。要明确,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取得反帝、反修防修的胜利。不搞这场革命,不抓阶级斗争,就有和平演变的危险,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9月中旬,第二批“四清”工作队集训完后纷纷入村。按照省委的要求,第一阶段为宣传发动阶段,开始以《二十三条》为武器,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揭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洗澡”放包袱。11月5日,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农村“四清”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前段工作经验,布置“四清”阶段的工作。

　　从11月到12月底,各工作队进一步发动群众,帮助干部“洗手洗澡”,组织重点斗争,搞了三定退赔,初步建立领导核心,清理阶级成份,开展对敌斗争。12月25日,省委召开了第二次农村“四清”工作会议,提出并讨论了当时“四清”中存在的10个方面的问题。会议指出:“对敌斗争的主要矛头,应当集中指向幕前、幕后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尤其注意不要漏掉开展运动以来隐避到幕后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城市郊区还应组织必要的城乡联合斗争”。会议还认为:“从这段运动中揭露的问题来看,对于县、社两级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情况决不可低估,对于过去的县级五反和社级‘四清’的成果决不可高估”。正因为省委有这样的估计,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又强调“一定要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搞好县社‘四清’”。

　　第二批“四清”于1966年7月基本结束。第二批“四清”有对敌斗争政治清理任务的大队4494个,共挖出四类分子8677人,其中暗藏下来混入我干部队伍中的有1255人(担任支部书记、大队长的212人);查出现行反革命组织241个(包括反动会道门144个),其中基本查清有组织纲领、有计划并选有主席、书记、皇帝、元帅等的有48个,其主要成员是青年知识分子。查清历史血债案1672起,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177起;查出陷害贫下中农的冤案782起。政治清理中有的大队扩大了斗争面,有的队发生了武斗。

　　1966年8月8日中央下达《十六条》后,山西的局势急剧变化,省委受到冲击,省委于8月部署精简工作队员2/3回原单位参加“文革”,留1/3扫尾,“四清”运动逐渐被纳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结　　语

　　山西农村“四清”运动始终是省委统一部署、指挥的,因此,从整个运动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省委指导思想的变化。作为中央与基层的中间环节,山西省委力图领会中央精神,又要统帅本省工、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革命与生产中找平衡,总的发展趋向是:在中央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影响下,山西省委的指导思想也一天天“左”起来。

　　在运动的起步阶段,省委按照中央的口径,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左”的味道,但是具体分析形势、落实工作时,“是没有领会主席的意图”,“没有抓住要点”的。中共山西省委一届十五次全会是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会议没有制定关于在全省开展社教的文件,会议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卫恒省长《关于发展农村生产的问题的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农业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是在“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标题下阐述的,是作为巩固集体经济的一个措施、一个手段提出的。“三清运动”也是在“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标题下提出的,是解决经营管理混乱的一个手段,目的是促进完善生产经营和管理。另一个文件《关于组织工作队加强农业战线的通知》,是专门指导占全省农村15%的落后生产队的,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省委书记陶鲁笳在会上的讲话中,也只是提到“万分之四的包产到户不等于没有单干倾向”,“‘黑暗风’、‘翻案风’也有,但思想多于行动”。“对三股风要有清醒的估计,不能说一切情况都和全国相同”,言下之意山西的三股风并不厉害。在讲话中对社会主义教育只字未提,大量的内容是讲抓生产。陶鲁笳在1964年曾说:1961年春季李雪峰书记就批评我们“五个月革命”急于搞生产,尖锐的要看到阶级斗争形势。阶级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还要吃阶级斗争的饭,不能吃电气化、密植的饭,当时认识不通。可见山西省委在运动初期的指导思想仍是调整经济,恢复生产。

　　在试点阶段,省委的指导思想有了变化。拿1963年6月19日山西省委上报毛泽东、中央、华北局的《关于山西农村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的报告》与同年4月6日《山西省委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草稿)》相比,(前十条正是在两者中间发布的)措辞有了极大的变化。从落实层面看,山西在试点阶段抓出了季庄大队“白朝庭”的典型,对于促进省委进一步转向阶级斗争思路起了催化作用。陶鲁笳在1963年11月第一批省直干部“四清”工作队员的培训动员会上讲:“四清”的意义在挖根,封、资、修的根。我省有地、富分子25万人,1/3有破坏行动,就是八九万人;富裕中农有270万,占20—30%,约60万人搞单干;贫下中农有10%左右约五六十万人跟着人家跑,加起来130万,和我们斗争。此时的“挖根”是向下挖,而想不到的是中央又在不久的将来调转了方向,根子出在了上头。

　　这里要说一下1964年10月的反右倾。这是山西“四清”运动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一切工作都被否定,“一年多基本打了败仗”,从省到县一路反右倾反下来,阶级斗争便“触目惊心”了,博得了中央的赞称“很好”。遍地敌情的信息也许更加强了中央进一步“搞好四清”的决心。纳入阶级斗争轨道后的山西省委似乎没有了以前的那种自信,那种“实事求是”的气度,而只能对中央精神亦步亦趋。反右倾过后《二十三条》又认为“过了一点”,是中央新标尺下的新结果,省委的指导思想已经调到了与中央同一频率。

　　1965年8月,省委在集训第二批“四清”工作队员时下发的《集训要点》指出: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取得反帝、反修的胜利保证。不搞这场斗争,就有和平演变的危险,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这里我们已经嗅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味道,看到了从“四清”运动滑向“文革”的脉络。

　　注释:

　　①山西省委一届十五次全会卫恒省长:《关于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

　　②省委文件(63)80号。

　　③省委文件(63)178号:《省委关于四清试点情况第一次简报》。

　　④《省委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工作的安排要点》。

　　⑤《本着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精神对农村社教的部署》。

　　⑥《关于各地、市委召开扩大的干部会反右倾的报告》。

　　⑦省委文件(64)242号。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总第197期);本文作者　山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　太原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