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集中精力打歼灭战(1964年9月—1965年7月)

　　1964年5月到6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并印发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夺权的报告。会后,刘少奇到各地视察,多次讲话,提出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此后,山西农村的“四清”运动开始更加向“左”发展。

　　(一)省、地、县三级反右倾

　　1964年9月1日—8日,省委召开“五反”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大区书记会议及华北局北戴河“五反”会议精神。省委认为,“一年多来的运动,由于我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对阶级敌人对我们干部的影响估计不足,总的看来前一段的农村社教要求过急,战线过长,兵力不够集中,所以运动搞得不够深,不够透。”⑤会议确定山西农村“四清”运动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练兵练将为原则,今冬明春抽调5万人左右集中兵力在洪洞、定襄、祁县等8个重点县打歼灭战。省委常委会还决定,省、地、县三级党委、人委应指定代理人负责日常工作,其他领导集中精力搞“四清”运动。

　　9月10日到10月10日,山西省各地、市委先后召开了包括有省委派去的负责干部、地(市)、县“四清”工作队队长参加的扩大的干部会议,共计2500多人,提出了反对右倾的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在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中大量存在着的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和右倾行动。会议开始,由各地(市)委书记传达了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央召开的中央局书记会议的精神,然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讨论中,以王光美所写的河北省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为标尺,大家经过重新估计,原来各地认为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占80%,现在却反了过来,打了败仗的占80%。由此大家承认了过去一年来是基本上打了败仗。

　　1964年9月22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亲临太原,主持了地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李雪峰提出“打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白旗?做革命派,改良派,还是反对派?敢不敢和具有修正主义错误的老战友、老部下决裂?敢不敢和自己的错误思想决裂?”在紧急会议上,陶鲁笳、卫恒作了自我批评。紧急会议结束后,各地委书记连夜赶回,传达了李雪峰的指示、紧急会议的精神及陶鲁笳和卫恒的自我批评,各地委书记也作了自我批评。这样,各地的会议紧张起来。国庆节也没有休息,有的一天开16小时的会。各地会议采取会内揭发和会外调查相结合的办法,派出200多人,到开展“四清”运动的大队调查,接触了13000多贫下中农,收集了26000多条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同志纷纷检查自己和揭发别人的右倾思想和错误,全省114名县委书记中(包括14名前任书记),揭发出是反对派的有23人,是改良派的40人,另有蜕化变质分子1人,反党分子1人,共计65人,占57%,全省100个县级机关(包括城市农业区)中,揭发出问题较大的县有47个,其中完全烂掉的2个,严重右倾的19个,严重闹宗派、闹分裂的5个,相当右倾的21个。同时,还揭发出“四不清”干部的根子在地、市委机关的有40人,在省级机关的18人⑥。

　　10月17日,省委常委会上陶鲁笳做了检查,认为过去“四清”中有怕“左”不怕右思想,对他在北戴河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发表的一系列抵触情绪的观点做了检查。10月24日,省委将一个月以来反右倾的情况报告了中央(并报刘少奇)、华北局⑦。

　　省、地、县三级反右倾后,造成各地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主要表现为: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看法缺乏一分为二,对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较好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基本情况,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烂”了的大队和“烂”了的干部,估计得多了,许多地方错误地进行“夺权”,打人、体罚等现象和逃跑自杀等事件屡有发生,仅洪洞县就死了四五十人。同时,在运动中有些地方把依靠贫下中农和依靠干部对立起来,工作队下乡只找贫下中农不理睬干部,不到干部家里吃饭,不和干部接近,普遍地产生了基层干部怕“四清”,县社干部怕“挖根”,工作队干部怕反右倾的心理状态。

　　(二)集中兵力开展重点县“四清”

　　各地会议后,省、地、县迅速抽调“四清”工作队员,10月15日—25日在洪洞、定襄、临汾、长子、祁县、昔阳、清徐、阳高8个县进行集训,参加训练的共4万6千人。10月19日,省委成立“四清”重点县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政治部,领导重点县“四清”工作。

　　这一阶段,是整个山西“四清”运动的重头戏,全省各级、各行业干部(包括大学生、借调干部)4万多人集中到8个县,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搞阶级斗争,大抓“双千号”、“麻袋、票票”,造成阶级斗争的泛化、扩大化,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基层干部。省委书记、省长亲自蹲点、抓典型,其他地方的工作队效仿并推广,造成一种紧张空气。1964年9月到10月,各地、市委召开的反右倾会,层层施压,不断加温,“造就”出一大批“烂”了的县委、公社、大队领导班子,为中央的决策做了活注解。反右倾的情况,山西省委汇总后上报中央,中央批复“很好”。显然,山西的调子合了中央的口味,“左”味日浓。到1965年7月上旬,8个重点县的“四清”运动先后结束。8个县共有大队2139个,人口1653·213万人。祁县、阳高、清徐100%进行了“四清”,其余县70%左右。8个重点县参加运动的县、社、队三级干部,共127658人(其中包括1961年以来下台干部27270人)。

　　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干部“洗手洗澡”,揭发出大量的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达到立案标准的15263人,平均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1·9%;其中属于政治、组织方面的案件1504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17%;经济方面的案件13536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0·6%;属于严重违法乱纪方面的案件223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13%;经济方面的案件,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在万元以上的9人,5000至10000元的38人,贪污粮食在万斤以上的1人,5000—10000斤的10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总值10417595元(包括实物折价),已退赔的占70%以上。

　　五、“四清”向“文革”的并轨(1965年8月—196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