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遵守国际法，对“联合国军”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的管理，执行宽待俘虏政策，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及时治疗他们的伤病，使战俘们深受感动和教育，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而志愿军“联合国军”战俘营则被人誉为“国际大学校”。

　　战俘们带来的故事

　　由于受美国军方的欺骗宣传，“联合国军”特别是美军官兵不了解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每当战斗失败，来不及逃跑的美军官兵总是东躲西藏，生怕被志愿军俘获。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中的三所里战斗结束后，志愿军部队从深山和草丛中俘获了很多美军官兵。他们丢盔弃甲，几天没有吃喝，形容憔悴，狼狈不堪。由于翻译力量不足，志愿军战士只能用手势比划着说明志愿军不杀俘虏，并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吃；对受伤的俘虏，则给他们进行包扎。志愿军官兵的实际行动，逐渐消除了俘虏们的恐惧心理。但是，还是有个别美军士兵躲藏在山岩缝隙中，不敢出来。有一个美军伤兵，每天在山上趴着向下窥探，想看看志愿军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发现志愿军扫地打水，什么活都干；吃饭穿衣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想下山向志愿军要点吃的，但这时已经力不从心，爬不动了。在其奄奄一息的时候，被志愿军战士发现，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下山，给他喂水喂食疗伤。他苏醒过来后，百感交集，伸出四个指头指指肚子，意思都四天没有吃饭了，并且对志愿军战士救了他的命连连表示感谢。后来，通过一些被释放的俘虏传递，越来越多的美军官兵知道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很少有人害怕被俘了。

　　1951年1月间，美军连吃败仗，丢下许多伤员、尸体和军用物资，向朝鲜南部逃去。志愿军俘获的美军官兵越来越多，前线临时战俘收容所人满为患，一时间副食供应非常紧张，香烟更是极为紧缺。一个被俘的美军军官忍不住烟瘾，就鼓起勇气问一位志愿军青年干部：“您会说英语吗？”恰巧这个青年干部是翻译，就回答说：“你有什么事情，说吧！”那个美军战俘立即将手腕上所带的金表取下，要求换几支香烟抽。这位志愿军翻译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刚放下武器，对我们志愿军的政策不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志愿军宽待俘虏，不会要你们的私人财物。你把表收起来吧，香烟我可以给你一些。”美军军官听了先是非常惊讶，然后特别激动，连连称谢。这件事很快在战俘中传开了，战俘们认识到：志愿军官兵廉洁、公正，严格执行政策。

　　由于大部分美军战俘亲身体验到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深为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所感动，也都愿意主动配合战俘管理所的工作。美军“王牌部队”海军陆战第一师美联社随军记者弗兰克·诺尔，在第二次战役中于长津湖地区被志愿军俘虏。1951年圣诞节即将来临时，美联社亚洲总分社在板门店的几个编辑记者得知诺尔还活着，而且在战俘营过得不错，便想通过活跃在板门店、同我方有联系的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和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迪，给诺尔送去一架照相机作为圣诞礼物，并让他拍一些志愿军战俘营的新闻照片。魏宁顿和贝却迪认为，如果诺尔拍些新闻照片在西方发表，将是对美方污蔑志愿军“虐杀战俘”的有力揭露和驳斥。他们的想法得到了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赞同和帮助。此事很快被上报并得到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领导李克农、乔冠华的批准。不久，一批由诺尔拍摄的志愿军战俘营中战俘生活活动的照片被转到美联社亚洲总分社，该社挑选出7张战俘们在战俘营欢度圣诞节的照片发往美国，美国各大报刊竞相在显著位置刊登，立即在全美引起极大的轰动。后来，诺尔随着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新闻科的报道组，拍摄了大量关于战俘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在西方报刊上刊出后，看到自己家人的战俘亲属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战俘们的亲属对诺尔大加赞赏，对志愿军的宽待政策无限感激。诺尔也因此声名大噪，在美国简直成了传奇人物。有的战俘同伴提醒诺尔：“你拍那么多照片登在报纸上，就不怕回去后联邦调查局找你麻烦，说你替共产党搞宣传？”诺尔理直气壮地说：“我拍摄的都是真的！为了真理与和平，我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