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美国籍是法律问题，感情上还是中国的

　　李耀滋曾任美国华人协会主席，热心于促进海峡两岸、中美之间友好交往工作。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时任美国华人协会主席的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南方都市报：1947年到美国之后，什么时候再回到中国？

　　李耀滋：那是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我去中国三个星期，参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当时我觉得很了不起。他们当然像演戏似的，给你摆出小规模的东西，自己乡村做电灯泡，我也没有去了解做电灯泡这件事情有多困难，到哪儿去买设备？又听说薪水进行改革，“包干到户”，薪水提高了。

　　那时候回来以后，感觉中国的制度好像也很有效果。那么，后来又听说所有国有企业都没有效率，非常糟糕，大家都不肯工作，私营企业又开始好了。这一个时期之内就可看出很多变化。

　　南方都市报：美国华人协会成立后，杨振宁是第一任会长，你是第二任会长？

　　李耀滋：这是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各处都组织起跟中国建交的团体，另外还有一批跟台湾政府联系的协会。邓小平来美国访问，大家就组织一个欢迎会，在华盛顿欢迎他，我也去了。我先回来了，剩下的那些人在那儿开会，结果就选了杨振宁做会长，我不在，可是选我做副会长。杨振宁做了两年会长以后，我就从副会长变成正会长。

　　我的做人原则是，自己能够帮助人，就多帮助人。什么事情的要点何在，去找那个要点。要点是基本的条件，有分析的习惯。灵感之外还得加点分析。

　　南方都市报：你和邓小平见面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李耀滋：我在见邓小平之前，自己还说：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笑）我心里想：我就是老远来见国家的领袖嘛，我有什么答复呢？我就用美国自由经济的市场来讲，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比较，就觉得市场经济有它的活动性。邓小平有他的一套，有四大坚持。当然我后来又见过他一次。

　　等到我做会长的时候，刚巧有机会到中国访问，我又见了邓小平。邓小平见了我之后，就对我说，有机会到台湾的话，见到蒋经国，要我给他传一个信。他年轻的时候在莫斯科已经会过蒋经国，他很想再会一次面，不谈国事。这个口信就归我来传，我传去的时候，台湾是章孝严接见，我当时也不知道章孝严就是蒋家的后代。还有蒋彦士，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主持人，他们一起接见我。就这样跑了一趟，跟那些年轻的名士们也有了交往，像沈君山。

　　我也听人家说，“一国两制”这件事是邓小平跟我说的，当然，他让我传达消息，我自己就想办法到台湾去。他跟我说，想跟蒋经国见面，对台湾问题不想用武力，我想是在那时候讲的“一国两制”。

　　我自己对“一国两制”看法是：大陆与台湾先承认都是中国，两边来往，而不去彼此干扰，不过要承认是一个国家。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不必你来管我，我来管你。国共之间的斗争已经多少年，大陆的看法是希望大家交往就是。后来我也拐弯抹角，如果不能把蒋经国请来与邓小平会面，我也让两边的学人凑在一起，组织一个泛太平洋的华人协会，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美国的中国人，安排这个事情有沈君山等人，后来没有开成。

　　南方都市报：后来再回到中国，所看到的建设有什么不一样？

　　李耀滋：我去过好几次中国，印象深刻就是中国的变化很快，北京就是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地加盖，每次去就多了一环。我已经感觉干得很好了。我去的时候，只是挑好的给我看。我并不是像一个新闻记者，到处去挑毛病，我是政府接待我也知道我是特别的，走到哪儿都是我第一个先进去。不过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他们也是特别接待我。那时候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发明创新中心的主任，有一些国家请我去介绍美国的发明创新是怎么回事，当时接待得非常好。因此，我参观以色列的时候跟参观中国是同样的情况，都是政府接待。

　　南方都市报：入了美国国籍之后，对中国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李耀滋：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中国人嘛，对中国感情是深的，这里总归是客居。入了美国籍，那是法律的问题，感情上还是中国的。比如看报纸，中国强起来，心里高兴。华人在美国社会上的杰出表现，使得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人欺压华人的观念逐渐改变。我仍觉得中国人也应当在美国创业，因此决心在美国定居。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比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还长，早年的生活习惯有没有改变？

　　李耀滋：生活习惯改变得不太多。我早年在中国也没有吃过什么苦。在发动机厂是非常艰苦了，可是不是说饭没得吃，问题解决起来还可以。我很幸运就是，永远有兴趣，很艰难，但并不是困苦。

　　李耀滋小传

　　李耀滋：1914年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工学院、中央大学机械特别研究班，1937年被选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1939年获博士学位。1940年至1944年在贵州大定飞机发动机厂担任总工程师。1946年在北京燕京大学工学院任教授。1947年至197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72年至1979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发明创新中心主任。曾任美国华人协会主席，1987年至今为美国工程院院士。

　　(本文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