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画毛主席画像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由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实用美术系的讲师、画家周令钊身上。任务之所以交给周令钊，是因为早在1949年4月20日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悬挂在会议室内布置会场所用的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画，就是他画的，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好评。此后，几代人为天安门主席像画像，每年至少有一张，有时两张。

　　法拉奇的提问果然咄咄逼人，然而邓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法拉奇被邓小平坦率、客观的态度和大度从容的风度吸引住了，静静地略有所思地倾听着。

　　紧接着，法拉奇更尖锐地说：“对于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邓小平很清楚“5个手指”的所指，但他并不回避，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抽出一根烟，点着，继续说道：“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像。看来，法拉奇始终注视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邓小平谈到：“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说到这儿，法拉奇又敏锐地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打着手势作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又谈了一会儿，法拉奇提到天安门广场上的画像，她说：“在天安门我看到了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要保留？”法拉奇的提问确实与众不同，往往含而不露，却又一环紧扣一环。如果说问及天安门毛主席像是关系着对毛泽东如何评价的问题，那么问及马、恩、列、斯像，就如同问中国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避重就轻，言简意赅，他说：“要保留。‘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多次进行，用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以及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事后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早在几个月前，邓小平就已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他曾对中央负责同志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

　　中央也早在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之前，在1980年3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这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曾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

　　曾参与过《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接受笔者专访时说，最早提出作历史问题决议，应该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 “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龚育之回忆说：“《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中央组织了由乔木同志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二十来个人吧。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写作的地方，是万寿路新六所的一号楼。一共搞了无数次稿。这不是夸大其词，是没有法子计算次数。当然，主要的正式的有几次，是可以说得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