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障碍，这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央“两案”审理小组的汇报。邓小平发表了关键性的意见，明确表示：“至于应该判刑的人，判刑轻重要按照罪行。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一个地去判，按集团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注意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即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不在于列多少条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的性质。”

　　邓小平这番关于“两案”审理的基本原则的讲话，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赞同。这就为下一步的“两案”审理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使审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两案”审理小组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起诉书中列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4大罪状、48条罪行。中央决定成立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审判。经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有16人，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人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全中国、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正义路1号那座威严的法庭。世人翘首以待的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时刻终于来临了。王洪文第一个被押上了被告席。接着，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江青等9名主犯先后站到了被告席前。这群“文革”中的显赫人物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威风，一个个神情木然、目光呆滞。只有江青的举手投足还保留着她惯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使人感到，说她是个离开了“斗争、刺激和阴谋”就没法活的女人的话，实在入木三分。

　　1981年1月25日上午，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几乎都聚集北京。特别法庭开庭，对10名主犯终审判决。这是大快人心的判决，这是人民的判决、历史的判决、正义的判决。至此，轰动全球的“超级审判”结束。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文革”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面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1952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国高考制度。从1952年一直到“文革”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由于“文革”的爆发，高考制度被迫中断。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十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

　　面对教育界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早在他尚未复出之时，就在一直关注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已经在脑子里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的方案。

　　1977年7月下旬，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对科学与教育工作的意见。中科院由方毅选定出席人员的名单，并事先在中科院范围内召开了一周的座谈会，每天都把座谈会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3位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还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方毅、胡乔木、李昌、武衡等也参加了。邓小平身着白衬衣,绿军裤,黑布鞋来到会场。开会第一天，开了一个带有预备性质的会。邓小平采取同科学家们自由交谈的方式讲了一篇话。邓小平对那天参加会议的人说：“到会的科学家中，只有少数人认识，说过话的一个也没有。看来多数在四五十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我看有希望。”然后交代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他讲自己有一个想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从科学教育入手，所以中央、国务院讨论分工时，我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中央也同意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这次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 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畅所欲言，有什么好的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把会议开得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