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任弼时奉派湘赣边区,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翌年春又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194O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这样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员中,任弼时是出身“共青团”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后来又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这位有着“骆驼”性格的坚强战士,少年时期身处思想活跃却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湘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以强国并无可能。从而走出国门,到苏联寻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又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任弼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徇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

　　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琼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肘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党组织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

　　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直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佩。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