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11月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长征中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南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过度劳累使病情突然加重，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叶剑英同志非常中肯地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

　  任远志这个名字第一次跃入我的眼帘是在1968年。那段时间每当沿着复兴路进出北京城，我都看到军事博物馆外墙上那两幅醒目的大标语，一个大大的红“×”重重地压在“任远志”3个字上。任远志——任弼时的大女儿——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分子……我简直无法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

　　33年后的今天，为给一部电视专题片撰写文案，我第一次叩开任远志的家门。不想，我和远志大姐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友。

　　父母的婚姻始缘于封建家庭之命，发展这桩婚姻的基础却是父亲的真诚和母亲的执著。我才出生百日，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关进监狱。父亲高兴地夸奖说：“孩子也参加了和敌人的斗争呀!”

　　每当谈到我的家庭，人们都会对我父母的婚姻表示不解：父亲任弼时是一位从苏俄留学归来的大学教授，母亲陈琮英却是长沙郊外一个没有文化的织袜女工，如此之大的文化反差，却彼此忠贞不渝。

　　严格地说，父母的婚姻始缘于封建家庭之命。1897年，爷爷的结发妻子陈氏不幸病故。不久，爷爷续娶了我的奶奶朱氏。爷爷与前妻感情很好。续弦时，他与陈家相约，下一代人一定与陈家再续姻亲。1904年，父亲一出生就与年长两岁的陈氏侄女陈琮英结下“娃娃亲”。从此，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父亲祖上曾是乡间望族，随着清廷的腐败、衰亡，家族的官位也逐渐下降。爷爷是一位开明的乡村教师，一生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父亲4岁开蒙，随父课读，11岁时，考入省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母亲陈琮英自幼丧母，因外祖父常年在外教书，从小即随兄嫂生活，12岁便进入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读书的3年中，我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爷爷已无力负担父亲的全部费用。心地善良的母亲常常用织袜子得到的微薄收入接济我的父亲。

　　1920年8月，经历“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父亲，被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筹组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俄勤工俭学的准备。这一年，母亲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明知父亲此行难料归期，却毫无怨言地支持他的选择：“你放心地去吧!家里有我照料。”说罢，递上两双她亲手织的棉纱袜子，从此，一别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