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成为新中国后第一个走出中南海的元帅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
　　在即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里，每到黄昏，彭德怀便在永福堂门前徘徊。他望着眼前这影影绰绰的景物，越发感到它们愈来愈朦胧，离他愈来愈远，近一个月发生的一切，每一幕都时时在他跟前闪现……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为贯彻庐山会议，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而召开的。
　　毛泽东将这个会议交给中央书记处主持，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承办。
　　会议前10天听取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阅读会议的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按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彭德怀参加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话，诸如：“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等等。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彭德怀事先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做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然而，会议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或者发言了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决定，要反右。他们无法使自己相信，人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彭德怀的意见书某些言辞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

　　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做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翻庐山的案”。康生还跑到毛泽东的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将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当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商量会议进程。决定将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于是，军委发出了紧急通知：大军区干部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都参加，司、政、后也要各来一名干部参加；总参各部、局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全部参加。最后，实际到会人员达1070人。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场除怀仁堂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
　　会议以每个大军区、军兵种和总部划定。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做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成员有：副总长和各部、局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处长，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误，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1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地说：“少说1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是18亩地的稻子移到1亩地里，小孩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太阳灯!如此弄虚作假，使大家不再相信报纸上的浮夸宣传。

　　还有一次，大家到河北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和“共产主义”食堂，大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哨音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10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突然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下算是丢尽了当地干部的面子。在路过一所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象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大把大把地吞嚼着有人偷偷送给的棉籽壳!而在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红薯干、一大锅水一样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大米白面”哪里去了?“鸡鸭鱼肉”哪里去了?当大家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就被偷走了。在临上车返回时，竟有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人嘶哑着嗓子喊：“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正当大家慷慨解囊时，突然跑来几个人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说老人是“疯子”……
　　“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眼眶里漾出泪，“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的请举手。”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了起来。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
　　小组解散了，有人不安地对万毅说：“老万，你这样傲，恐怕会招来麻烦啊!”“麻烦?什么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直率说出憋在人们心头的话：“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万毅的言行给他自己带来了灾难，他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

　　与此同时，直接同彭德怀共事几年的邓华上将因为直率地替彭德怀说了许多好话，也遭到了严厉批判。
　　抗美援朝时的副司令员、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也被作为“彭的同伙”而点名批评。接着，一个又一个“彭德怀的小爪牙”被列入名单。
　　会议的气氛变得愈加消沉而紧张。很多人恍恍惚惚，神容憔悴，胆战心惊。他们为败北者的悲哀而悲哀，痛心疾首地议论着，耍枪杆子的斗不过耍笔杆子的，搞战术的斗不过搞权术的!
　　几天的小组讨论收效甚微，会议的气氛凉了下来。这样下去如何收场?
　　于是，各小组集中，进行大会揭发批判。批判会采取自由发言的形式，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由谁发言及发言内容均经过了周密的准备。
　　他们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为广泛的，主要有：
　　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
　　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
　　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