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在当时的各种传言版本中，还有人将“间谍门”与不久前的另一则财经事件联系在一起。在8月19日，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忽然对外透露，中央政府正在开会研究，“将出资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这一消息导致第二天的上证股指大涨将近180点。传言说，摩根大通在期间获利甚巨，而龚的消息就是吴敬琏泄露给他的，吴因此获罪。①

　　8月29日下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官方网站的首页刊出声明，称：“近日网上流传吴敬琏教授的一些不实传言，也有不少人来电询问并关心吴教授的近况。我们刚刚与吴敬琏教授通过电话，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

　　第二天，吴敬琏出现在北京郊区顺义的一个会场上，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人文学会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至此，平地生起的“间谍门”事件才得以平息。

　　在一年后的口述史中，吴敬琏也没有对此有更详尽的评论，不过他显然认为这是“有心人”的有意为之。倒是周南在事发当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讲了一番颇有意味的话，她说：“吴敬琏的性格可能是造谣者的诱因。他说不能违背良心和规律，说一些奉承的话、迎合的话，所以可能得罪了一些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如此荒唐的传言居然能够堂皇流传，而且攻击的对象竟是形象一直非常正面的吴敬琏，由此确可读出利益角斗的复杂和暗潮汹涌。北京大学的传媒学副教授胡泳评论说：“这是一起典型的以颠倒黑白的动机制造和以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传播的网络事件。”更有论者认为，“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利益驱动，最终促成了吴敬琏‘谍案’流言的出笼，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流言会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2008年9年20日，从“间谍门”事件中脱身出来的吴敬琏出现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办的论坛上，在深思熟虑之后，他第一次比较详尽讲述了自己对本次金融危机的系统性看法。当时，阴霾密布，人心飘摇，连格林斯潘都认定这是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灾难。人们迫切地想听到老练的吴敬琏的声音。

　　他在演讲一开始就说了三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健体强身，自求多福”。第一句话说的是美国，第二句是中国，第三句是应对之道。

　　他分析说，当今的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毛病，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美国，美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储蓄率从来没超过10%，怎么维持经济的运转？它就利用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用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平，这样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

　　关于中国当前困局，他不同意是“突降灾难”。他说：“现在有一个说法，没有人想到2008年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突然就爆发了，在政府里面有人这样说，经济学家中也有人这么说，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这就讲到了从本世纪初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内外失衡，现在就是这两个内外失衡碰头了。这种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另外一个特点是靠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前者造成了很多恶果，使投资率不断提高，而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的效率不断下降，金融系统内的潜在不良资产大量积累起来。后者，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辅之以本国货币贬值。”

　　接着，他再次重复2006年做过的分析：“1994年外汇改革之后，人民币深度贬值，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跟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在成功执行了10多年之后，就必定会出现外汇存底的大量积累，本币升值压力增大，贸易摩擦加大。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实现汇率形成的自由化（市场化）机制。我们在这方面的改革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到2007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大量的货币发行和流动性泛滥的结果不外是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消费均价指数）上升诱发通货膨胀，第三种情况就是二者兼而有之。于是，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在一开始，我们把它看成是形势大好，后来发现控制不住了，就想用行政的方式把CPI用各种方式管住。现在，CPI管住了，可是股市、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另外企业产品出场价格指数（PPI）倒挂了，实体经济整体萧条，终于成了一个疑难杂症。”

　　在剖析了国内外局势后，吴敬琏提出了“标本兼治”的应对之道：“标就是运用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不要让它崩盘，而且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但是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这里，吴敬琏又回到了他一贯的主张：“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强身健体、自求多福。世界经济的格局不可能有大的改变，我们至少不要当冤大头。自求多福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的症结在于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变就是进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碍。”

　　日后发生的事实表明，吴敬琏的建议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而被政策部门采纳。

　　10月28日，上证股指跌到1664点，市场信心全失。从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业银行开始大举放贷，每月新增贷款成几何级增长，11月新增额为4769亿元，接着是7400亿元、9000亿元、1.07万亿元，到2008年3月放出空前的1.89万亿元天量。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个月中，新增放贷总量近8万亿元，掀起了一个至热的投资狂潮。这些贷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国有企业所获得，而投资方向则为铁路、公路和各项基础建设设施，民间戏称“铁公基”。在资金突然巨额放松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率先活跃起来，在2008年的上半年，中国股市放量振荡，一扫前期低迷，增幅为全球第一。房地产的表现更是惊人，它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卖相继创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地王”价格。

　　在中国的投资热浪拉动下，全球的能源价格也立即上弹，铁矿石、石油和有色金属等价格扶摇直上。在很多人看来，在哀鸿遍野的金融危机笼罩下，中国经济再一次“奇迹”般地率先冲出了危机。

　　对于这样的景象，吴敬琏并无喜色。在他看来，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是，宏观手段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边界到底在哪里；二是，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