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由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组成的一个生产资料价格监督检查组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据28个小组到各地实地调研的情况表明，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其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人们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个很夸张的案例，在南京，1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近三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和湖北的83个部门，主要当事者是拥有专营权的南京物资交易中心等物资流通部门。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经济日报》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据吴敬琏回忆，其实当时民间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权力背景的所谓‘太子公司’”。198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又增加621亿元，货币增发236亿元，在投资过热的情况下，物价逐渐呈现难以控制的态势，猪肉、钢材、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而在物价飞涨的同时，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始终未见大成效，企业亏损报账已达400亿元，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现了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的景象。为了摆脱窘境，中央又被迫增发货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对物价问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当时的决策层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写道：“领导上惑于通货膨胀无害论”的观点，仍然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

　　但是，吴敬琏仍然没有退缩。1988年4月26日，吴敬琏和他的助手李剑阁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文中，他们重申了吴在1985年就提出过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政策主张，也就是说，进行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只有在“管住货币”的情况下，价格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他们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是难以维持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价格改革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困难和风险会越来越大。因此，他们写道，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然而，他们的论述重点还在于控制需求和管住货币。他们指出，在多数人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宜推迟以后，下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即领导层在不改变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做出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的决策。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选择，因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研究报告中，他们还列举南斯拉夫几次价格改革的案例，说明由于没有改变导致需求膨胀的经济体制和没有采取反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都因物价暴涨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而不得不终止改革，重新“冻结物价”。

　　吴敬琏们的观点仍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采纳。仅仅几个月以后，他们所描述的场景就在中国出现了。

　　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召开，原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①，李鹏出任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到了5月上旬，中央领导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时任总书记提出启动物价“闯关”。到1987年的第二个季度，马洪、吴敬琏等人又向中央提出警告，认为经济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险情，要求进行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的发生。据现有资料，在4月3日的一次会议上，马洪汇报说，不少同志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相当程度的过渡性症状。这些症状集中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尤其是1984年至1986年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增势很猛，数量很大，必须采取有效的缓解和对应措施，以避免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马洪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就被中央领导人打断，他发了脾气，指责马洪用老观点分析新形势，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说成“大事不好”，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并说，“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学，今后不要再用了。在过往多次政治运动中吃足了苦头的马洪此时也“知难而退”，会后，他写了一封带有检讨意思的短信，表示拥护领导会上对惊惶失措和否定改革的倾向的批评，并表示关于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我们研究不够，提法上有“错误”。

　　决策层与学界对现状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通货膨胀的判断有所不同。在当时，物价处在半管半放状态，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就用行政限价来对付，过量的货币大部分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并导致物价体系新的扭曲。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在物价持续上升的1987年，统计所得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也只上涨了7.3%。但事实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被限制住了，议价部分则价格猛涨，“双轨制”的制度性弊端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如果对这一现状没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决策都可能被误导。

　　9月，由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组成的一个生产资料价格监督检查组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据28个小组到各地实地调研的情况表明，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其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人们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个很夸张的案例，在南京，1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近三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和湖北的83个部门，主要当事者是拥有专营权的南京物资交易中心等物资流通部门。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经济日报》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据吴敬琏回忆，其实当时民间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权力背景的所谓“太子公司”。198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又增加621亿元，货币增发236亿元，在投资过热的情况下，物价逐渐呈现难以控制的态势，猪肉、钢材、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而在物价飞涨的同时，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始终未见大成效，企业亏损报账已达400亿元，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现了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的景象。为了摆脱窘境，中央又被迫增发货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