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改革史时，常常会一再地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到底在1986年的夏秋之际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中央经济政策的突然转向？

　　“突然转向”的中央政策有两个：一是在2月底、3月初，突然改变了上一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的从紧宏观政策，开始大规模放贷；二是在10月，突然放弃了8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财经工作小组批准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转而以企业改革为主线。①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是这样记录的：按照中国政府的原定计划，1986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继续稳定经济，以便迎接1987年开始的“大步改革”，然而到了1986年年初，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2月份还出现了GDP的零增长。这时，政府领导决定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结果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货币供应“迅速扩张”。他在口述史中还回忆了一个细节：2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了一次改革工作讨论会，国务院负责人坐下以后就说，现在增长速度降下来了，预报好像要降到零，我看是你们把贷款抽得太紧了。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争辩了几句说，不是这个原因，根据我们的调查，是煤电油的供应和运输跟不上导致的。负责人不高兴了，说，煤电油总是紧张的，为什么速度降到这么低呢？我看就是你们头寸控制太紧了。这时，刘鸿儒走出会议室，过了一会儿回来，他报告说，我已经和陈慕华行长打过电话了，我们马上发电报，放松贷款控制。

　　薛暮桥在回忆录里是这样回忆的：由于在1985年年底实施了信贷紧缩政策，到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遇到困难，由于大量基建项目已经上马，原材料、能源供应更趋紧张，同时信贷的大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流动资金变得奇缺，结果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只增长4.4%。许多地方和企业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叫得很厉害。同时一些年轻同志大声惊呼“经济滑坡”了，说“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改变了执行半年的从紧政策，开始大量放贷，刚刚压抑下去的通货膨胀势头卷土重来。

　　在经济学家中，马洪、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等人认为，速度下降本来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用不着惊慌。在1986年4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薛暮桥发言说，资金紧缺的原因是大量的钱都投到固定资产上去了，流动资金不足，可通过发展银行业务，把沉淀的货币吸收上来，就可促使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正常运行，但是切不可放弃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在信贷的水闸被打开之后，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的执行难度其实就已经加大了，因此，1986年6月27日，薛暮桥又写信给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理顺经济关系的成败的“关键”。吴敬琏后来回忆说，薛的这封信是由他亲手送到国务院负责人办公室的。但是，不久就传来消息，薛的意见被认为是“陈旧的”，已经落伍，缺乏新意。

　　信贷一放松，顿时出现“一放就乱”的景象。1986年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猛增477亿元，增发货币231亿元，同比都增长了20%左右。1986年10月，吴敬琏在一份题为《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思考今后改革的路子》的分析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针对目前的局面，如果不是从体制改革的战略改进上寻找出路，而是沿着所谓投资增一点，银根松一点，税收减一点，奖金加一点”这种老路子走下去，对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将产生极其不利的深远影响。

　　不过，这种声音仍然未被采纳。

　　吴敬琏等人所期望的整体性改革，势必会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在过热的经济环境中，调整的难度不但空前陡增，甚至会被认为是要“遏制经济发展”。因此，整体方案在10月份被突然放弃，改革的主战场转向企业改革，在股份制试点受挫的情况下，国务院相继提出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在吴敬琏看来，这是回到了维持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老做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补来改善国有部门的运行状况。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中央宣布将在当年秋天召开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新的中央领导人因此要求各咨询机构总结197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吴敬琏执笔完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研究》，再次提出：“在经济起飞的‘助跑’阶段不应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应着重为高速度成长准备基本条件，必须经常保持运行中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他写道：从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头脑变得不太冷静，到处加温加压，号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竞相攀比增长速度，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积累与消费同时扩大、需求膨胀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进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损害了打基础工作的稳步进行，不仅造成经济结构的恶化，吃了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的“老本”，也妨碍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一份研究报告虽然总体上得到肯定，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说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悦，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超分配”这种现象。

　　到1987年的第二个季度，马洪、吴敬琏等人又向中央提出警告，认为经济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险情，要求进行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的发生。据现有资料，在4月3日的一次会议上，马洪汇报说，不少同志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相当程度的过渡性症状。这些症状集中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尤其是1984年至1986年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增势很猛，数量很大，必须采取有效的缓解和对应措施，以避免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马洪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就被中央领导人打断，他发了脾气，指责马洪用老观点分析新形势，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说成“大事不好”，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并说，“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学，今后不要再用了。在过往多次政治运动中吃足了苦头的马洪此时也“知难而退”，会后，他写了一封带有检讨意思的短信，表示拥护领导会上对惊惶失措和否定改革的倾向的批评，并表示关于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我们研究不够，提法上有“错误”。

　　决策层与学界对现状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通货膨胀的判断有所不同。在当时，物价处在半管半放状态，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就用行政限价来对付，过量的货币大部分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并导致物价体系新的扭曲。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在物价持续上升的1987年，统计所得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也只上涨了7.3%。但事实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被限制住了，议价部分则价格猛涨，“双轨制”的制度性弊端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如果对这一现状没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决策都可能被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