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评价“九七”回归以来，“新香港”10年“一国两制”的经济发展大势？如何认识和评价“九七”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新香港”经济建设方面的实践？如何认识和评价“九七”回归以来，“新香港”在“一国”与“两制”、“变”与“不变”之间的磨合及其是是非非？不仅国际社会、海内外的中国人包括香港同胞，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就是内地的学者，也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排除了中西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考虑，问题的关键，是“观测点”和衡量标准的迥异。

　　早在1985年，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并换文生效，香港刚刚跨入“十二年过渡时期”之际，香港回归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经就“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不是真正成功、是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问题，提出并反复强调了两个“简易”的“判断标准”：一个是“九七”回归前能不能实现“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一个是“九七”回归后能不能“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一如江泽民所言：“香港回归前，国际社会在密切注视，看香港能否顺利回归；香港回归后，国际社会仍在密切注视，看香港能否保持稳定繁荣。”[1]对于前一个考验，在排除了英国人在香港“光荣撤退”的负面因素的种种干扰以后，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内地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最后提交了一份“全世界都意外地满意”的“优秀”答卷——因为香港“移交大典”“没有发生大的意外”。对于后一个考验，“新香港”在“全球化”和中国内地“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在克服了来自香港社会内外部的种种“意外的困难”以后，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也提交了一份“全世界都比较满意”的答卷——至少是“及格”的成绩。

　　在“一国两制”的“新香港”建设刚刚起步的1998年3月，已经有了四次香港之行经历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在与第一次单独组团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正确认识和评价香港回归形势的思想的基础上，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四条“正确观察香港形势、估量香港力量、审视香港前景的基本依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香港同胞完全有能力有办法把香港治理好” ；“董建华先生为首的特别行政区政府具有的智慧和经验是能够驾驭复杂局势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和战胜前进中的困难与风险的坚强后盾。”[2]江泽民指出：“实践充分证明，有了这几个重要条件的保证，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完全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保持繁荣稳定。”[3]我们认为，“邓两条”和“江四条”应该是也必须是国际社会、海内外的中国人包括香港同胞——至少是中国内地的学者，正确认识和评价香港回归十年经济发展大势的基本“观测点”和衡量标准。

　　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建设、澳门回归和“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建设，是当代中国“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工程两个“率先垂范”的试验田。自“九七”回归并开始“港人治港”、“九九”回归并开始“澳人治澳”以来，“新香港”和“新澳门”在“变”与“不变”的“两难”选择中，在既有负面的亚洲东部区域性的“天灾人祸”——金融风暴和非典型肺炎泛滥等的冲击，又有正面的中国内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协议和中国内地部分省市开放对香港和澳门的“个人游”、“自由行”等的机遇的双重挑战面前，乘世界范围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大势，在全面建设香港特色、澳门特色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方面，走出了一条继续保持“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经济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的“传统”和“区位优势”，继续保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传统”和“核心价值”，亦即“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的“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澳门模式”建设的新路。

　　当然，由于“大香港、小澳门”在“九七”回归、“九九”回归前，“英人治港”、“葡人治澳”的历史传统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不同，其进入“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新纪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即历史起点有着云泥之别，所以，“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澳门模式”的建设呈现出了“不同轨”、“不同步”的路向，香港人和澳门人自己的“直觉”和国际社会的“观感”也就有了“冷”、“热”之分。比较海内外对于逾10周岁的“新香港”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形势以及以董建华为首的、以曾荫权为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表现的众说纷纭的“苛刻”，方方面面对于近10周岁的“新澳门”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形势以及以何厚铧为首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表现则非常宽容，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叫好”。此一局面，并不难理解——如果说，香港在“九七”回归前已经是发达的、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澳门在“九九”回归前只能算是发展中的、“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两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很大距离。在自“旧香港”至“新香港”的“十二年过渡时期”，香港虽然由于中英对抗之故政治形势一度十分严峻，但是经济形势一直向好，经济自由指数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排位始终名列前茅。对于这一点，无论是香港人自己还是国际社会满意度都比较高，直面“九七”，他们更看重“一国两制”中“不变”的成份。而澳门的情况则明显不同，虽然在自“旧澳门”至“新澳门”的“十二年过渡时期”里，葡萄牙人口口声声“中葡合作”，也奢谈“光荣撤退”，但是，其“夕阳政府”心态始终作梗，根本没有负起“联合声明”所赋责任，不仅旧的“三大问题”——“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化”久拖不决，新的“三大问题”——“经济不振”、“治安不靖”、“移交不清”又接踵而至，使“九九”回归前的澳门形势严重恶化。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澳门人自己还是国际社会都非常失望，直面“九九”，他们更看重“一国两制”中“变”的成分。因此，江泽民在1997年香港“移交大典”上祝福“香港明天更好”，在1999年澳门“移交大典”上希望“开创澳门新纪元”，意味深长！比较由“旧香港”的“好”到“新香港”的“更好”之“难”，由“旧澳门”的“不好”到“新澳门”的“好”，可以言“易”。“新香港”的任何一点点“退步”都可能被放大到极至，举世瞩目，一如“新澳门”的任何一点点“进步”都可能被放大到极至，举世瞩目。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人在“九七”香港回归前精心设计的“光荣撤退”中预留了与未来的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相抗衡的某些或“显形”或“隐性”的政治架构和政治势力，加上自“旧香港”至“新香港”，其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的探索，一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经济形势始终在不景气的状态中徘徊，“九七”回归后在“新香港”的政治发展中——尤其是在董建华的第二届任期内、在曾荫权的“过渡性”任期内的政治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之音，如以2003年7月1日“百万人大游行”为高潮的，反对“基本法”之“二十三条立法”的活动，如以2004年7月1日“五十万人大游行”为高潮的，反对关于2007年、2008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问题的“人大释法”和“人大决定”的活动，如以2005年12月21日立法会25名“民主派”、“泛民主派”议员以“捆绑”的形式集体否决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为高潮的，肇香港民主化进程“原地踏步”的活动，连在基本的“爱国者治港”的理念和“香港核心价值”的问题上都无法形成社会共识，严重地影响了“基本法”的“至尊”权威，严重地影响了香港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民主化”之旅的“循序渐进”，严重地影响了香港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核心竞争力。香港人自己评价不高，国际社会评价也不高。而葡萄牙人在“九九”澳门回归前“全面撒手”的“短期行为”，客观上为“新澳门”彻底唾弃“殖民主义因素”和“殖民主义心态”的“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扫清了障碍，在“新澳门”，“基本法”家喻户晓，“爱国者治澳”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上自“旧澳门”至“新澳门”，其“固本培元，稳健发展”思想指导下的“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各行业协调发展，使经济结构适度多元化”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正确，打造“内地与葡语国家经贸服务平台、粤西地区商贸服务平台和全球华商联系服务平台”的措施到位，经济形势自“负增长”至“恢复性增长”至“发展性增长”，一路“凯歌行进”。“新澳门”“新天新地新人新气象”，“百废待兴”故“百业俱兴”。澳门人自己评价高，国际社会评价也高。一“冷”，一“热”，是谓“两极”。

　　但是，无论是“冷眼观香港”，还是“热风吹澳门”，我们认为：均非理性和客观的审视，均不能排除其中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考虑，不能排除其中西方社会中“反华”势力和香港社会中“反共”势力“唱衰新香港”和“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的“阴谋”和“阳谋”的因素。澳门回归10年，没有暴露出不可控的大的问题，并不意味“新澳门”“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建设中没有潜伏的危机和结构性的矛盾，政治发展中的“新权威”和经济发展中的“垄断”的保守主义倾向，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其“后遗症”堪忧。香港回归10年，不断暴露出“一国”和“两制”磨合中的一些问题，甚至是不可控的大的问题，并不意味“新香港”“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建设就是危机重重，就是走进了“死胡同”。由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在澳门的实践，均是没有先例可以循、没有经验可以鉴的创新性的实验和探索，新香港、新澳门都是在不断发现新问题、新矛盾和不断解决新问题、新矛盾中的过程中发展的，“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澳门模式”都是在反复实验和探索中逐步成型、成熟的，这恰恰是新香港、新澳门的发展动力和活力所在，是“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澳门模式”的建设动力和生命力所在。“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磨合过程，如果没有新问题、新矛盾的出现，那才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