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在60年代前期被树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榜样、国家正是要求全国农业学大寨，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第一，60年代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困难，一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中国的外援基本断绝，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非常有必要提倡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第二，6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很严峻，中苏交恶、美国的“越战”升级、中印关系紧张、蒋介石也叫嚷要“反攻大陆”，因此中共中央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过高，由此不是放缓而是加紧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此时农业尚未过关，需要国家加大投资，而国家又不愿意增加投资，甚至还希望用农业剩余来支援工业化，因此大寨不要国家投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并为国家作出较大贡献的事迹就非常符合国家的愿望。第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特别是“大跃进”以后，由于否定“包产到户”家庭责任制、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集体经济如何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既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又只能从精神激励中寻找办法，而大寨所表现出来的以集体为重、以国家为重、不计较个人利益的精神正好满足了这种精神激励的需要。第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强化、特别是“大跃进”和以后的饥荒更是普遍加剧了农村基层干部与普通社员的矛盾(有些矛盾是历史家族或个人之间的矛盾)，干部参加劳动，密切干群关系、做到干群同心协力，不仅是提高集体经济活力的较好办法，还被毛泽东视为“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大寨干部坚持长年参加生产劳动、以身作则、干群关系融洽，也正是党和政府要大力提倡的。第五，大寨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确是利用了我国农业的优势(劳动力富裕)来解决种植业的根本问题，其增产经验带有普遍意义，符合当时国家希望通过建立高产、稳产田来解决吃饭和抗灾的设想和规划。

　  运用典型、总结经验、推广全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工作、尤其是制度变革中形成的经验。1966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运用样板，推动全盘，是领导农业生产的好方法》长篇文章，即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这种设想。大寨正是在60年代农业亟需自力更生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情况下，成为了这样一个“样板”。

　  1965年11月1日，经过周密筹备，北京农展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正式开幕，该展览共展出大寨及大寨式全国先进单位56个(其中4个为后来补充的)。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社论《农业靠大寨精神》说：“这次展览用生动的事实、具体的材料，雄辩地说明了学大寨的榜样，走大寨的道路，是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以大寨为榜样，走自力更生的革命道路，已经成为亿万农民的行动准则。”同时发表的《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道路》文章也乐观地指出：“发扬大寨精神，农业生产就会大发展。”“大寨之花将在全国遍地盛开，结出更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