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倾错误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但是要真正落到实处，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南，还要防止在注意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错误倾向。如邓小平指出的：“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了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因为右的错误思想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之名，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实。当时党内外均有表现，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前和之间更加突出。

　　邓小平见微知著，又适时带领全党迎战这种错误思潮。1979年3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他将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要点时强调：“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9页）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全面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号召全党既要批判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方针政策的极左思潮，又要批判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思潮。谈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他指出：“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毛泽东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蒙受诬陷和迫害的人，也出以公心，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仗义执言，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4月22日，彭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大声疾呼：“对毛泽东同志，应当全面地来看。所谓全面，就是历史的全面、现在的全面和未来的全面。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这不是说他在工作中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但对他也不能一概否定。”“展望将来，我们应该举什么旗帜呢？如果我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高举什么旗帜呢？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把它放弃了，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马列主义旗帜，那末我们用什么理论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呢？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365页）

　　1980年11月27日，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会议的讲话中也强调：“怎样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来考虑问题。”“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我们正在很有成效地加以克服。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781、782、790、793、796页）

　　老一辈革命家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同否定毛泽东，诋毁毛泽东思想的右倾错误进行斗争，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并不亚于同“左”倾错误的斗争，它对于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功不可没。

打造凝聚力量、整齐步伐的指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拨乱反正，加速了各类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各项政策的落实。经过这场解放思想的风雨洗礼，党内外基本上具备了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科学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基础。

　　面对水到渠成的有利形势，中共中央于1979年6月决定，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基本总结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这篇讲话的起草工作仍由邓小平主持。 9月4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谈话时提出：叶剑英的讲话稿“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邓小平年谱》（1975—1994）上，第552—553页）这篇讲话数易其稿，经过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于9月28日提交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它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三十年的战斗历程，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努力方向，尤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新社会建设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杰出的代表。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坚决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64页）

　　叶剑英在讲话中转述：“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做出正式的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69—70页）这个设想，引起了党内外和国内外的热烈反响。

　　为了总结过去，开创未来，凝聚力量，整齐步伐， 1979年10月，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常委的决定，在叶剑英讲话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19日，他看了决议起草小组的提纲后，对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说：中心思想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犯的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292页）随后，邓小平对决议过程稿多次提出修改意见。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时指出：“决议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又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全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300页）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听取邓力群、吴冷西关于决议稿的修改情况时指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在这一点上站住了，决议才能拿出去。这是中心，是关键。写好这个问题，才叫实事求是地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是和非、对和错，包括个人的功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21页）

　　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议稿时再次强调：“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6—307页）直到6月22日，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才满意地说：“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页）

　　1981年6月27—29日，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确的总结，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灾难的内乱”，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180、181、195、206、207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中共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它集思广益，总结了经验，分清了是非，加强了团结，从而成为凝聚力量、整齐步伐的指针，为继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语）提供了思想保证和政治前提。这一切，又都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经十一届四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的。因此，有充分理由说：首倡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大贡献。

　　 （《中华魂》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