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之所以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一方面因为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另一方面因为他的思想信念和道德操守具有闪光的人格魅力。本文试就后一方面略作解读。

一、无私无畏，“为真理而斗争”

　　陈云有句名言：“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对这一经典语言作了诠释：“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1]陈云是这样提出主张，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一生无私无畏，秉公行事，从不计较个人进退得失，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和真理的尊严，在关键时刻敢于坦言直陈，讲真话，讲实话，甚至宁肯沉默也不讲违心的话。特别是当真理未被多数人认同、自己承受政治压力时，他那“为真理而斗争”的品格就显得更加珍贵。

　　1962年初，中共中央为了扭转“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减产、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商品紧缺等困难局面，动员全党清醒地认识形势，调整方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讨论会议文件时，陈云对形势已经度过“最困难的时期”的估计持有疑义，便本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处事原则未加附议。甚至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几位党的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讲话以后，毛泽东三次指名要他作大会发言，他都以调查研究尚未结束为由婉言谢绝。陈云这种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得周恩来的赞赏。七千人大会以后，邓颖超向周恩来问起此事，周恩来回答：“陈云同志对每一件事，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从不轻易讲话的。如对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等，没有讲过赞成的话。”[2]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被迫长期“靠边站”。1973年6月，他公开露面不久，就受周恩来的委托，着手研究对外贸易决策。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他从战略的高度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10月，在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又指出：“要打大的算盘”，“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3]试想，在“四人帮”肆虐的年月，人们谈“资”色变、动辄得咎，陈云针锋相对地讲出这番话，需要何等的政治气魄和理论勇气！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决策，在提交会议的书面发言中，又讲出他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即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主张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关于天安门事件，他义正辞严地指出：“（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关于邓小平受到的错误处分，他斩钉截铁地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4]由于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认为变更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即使是错误的）就是“砍旗”，致使陈云的书面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出。尽管如此，他的发言内容也在会内外不胫而走，对后来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政治动员作用。

　　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经济和农业问题，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却超越这项议题，提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建议中央“考虑和决定”。他认为，“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主要是：（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和1941年与此类似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当恢复他们的党籍。（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国家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负有重大责任，错误严重，中央应在适当的会议上给以批评。[5]这篇石破天惊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了先河。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已经失调，党内高层领导中仍有人发动“新的大跃进”的错误行径，提出“不能到处紧张，要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的警示，慷慨激昂地讲出在某些人看来是犯忌的话：“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6]

　　为了清算“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特别法庭立案审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如何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排众议，坚持“不能杀”。他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仍主张“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7]最后，由于多数人赞成陈云的主张，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又根据其在服刑期间的表现改判无期徒刑，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