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开国奠基到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世纪历史的最好时期之一。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纵观共和国前七年的历史，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其间虽然也有缺点，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越是回眸，越觉得辉煌伟大；越是研究，越感到内涵丰富。这七年是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初创辉煌的七年，也是迎战外患内忧旗开得胜的七年，还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奠基并积累基本经验的七年。这七年，构成了共和国历史波澜壮阔的源头。花大力气研究这七年的历史，正确认识共和国的“来龙”，无疑会有助于把握共和国的“去脉”，更好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面对外患与内忧的严峻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正是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对峙之时。一向敌视中国革命的美国政府，无视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宣布的“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严正立场，悍然于1949年10月3日发表声明，继续承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要求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必须和美国步调一致。1951年11月13日，美国操纵第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延期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合法权利的决议，此后又在历届“联大”故伎重演，长达22年之久。
美国在政治上孤立中国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和禁运。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2月26日，又进一步宣布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严禁美国商界同中国进行贸易，管制中国在美国的一切公私财产，包括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存款和扣留中国在美国(乃至正在启运中)的公私货物。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增加禁运的国家。到1953年3月，参加对中国禁运的国家达45个。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威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晚，杜鲁门总统就在白宫召集紧急会议磋商对华政策。6月27日，发表关于中国台湾的声明，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扬言“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同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7月30日，美国远东军司令兼侵朝“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前往台湾同蒋介石秘密策划，成立“美国驻台军事联络组”，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双方陆海空军，“共同防守”台湾。8月4日，美国又派空军第13航空队入侵台湾。从8月27日起，美国军用飞机连续侵犯中国领空，对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进行侦察、扫射和轰炸。海军舰艇也在中国领海进行军事挑衅。此外，美国勾结亚洲一些国家的反动势力，结成双边或多边的军事联盟，签订《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对中国形成一个从日本经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月形军事包围圈。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安插在中国大陆的间谍分子则以教会、外商企业作掩护，网罗党羽，大力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至策划暗杀、爆炸等恐怖事件。1950年9月26日北京破获的以意大利籍间谍李安东和日本籍间谍山口隆一为主犯的天安门城楼谋杀案，1951年上海破获的以雷蒙德为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第四十四海外观测队”间谍案，就是两起旨在颠覆新中国的国际大案。
与国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更为猖狂。台湾当局不断派空军和海军袭击、劫掠大陆的商船和渔轮，并轰炸、炮击沿海城市，还指使逃往东南沿海岛屿以及云南、广西境外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在边境地区发动武装骚扰。大批潜伏在城乡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特务分子，以及聚集在城市的行业把头和地痞流氓，还有盘踞在农村的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目，则在暗中窥测方向，伺机发难。特别是当美国把侵朝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以后，他们以为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于是便纷纷作乱：有的明火执仗，四出烧杀、奸淫和抢劫；有的破坏土地改革，颠覆农村基层政权，向农民反攻倒算；有的炸毁铁路、桥梁，袭击列车和车站；有的破坏厂房机器，制造停产事故。更有甚者，煽动武装暴乱。1950年1—10月，全国就侦破和镇压反革命暴乱816起。旧时代遗留下的污泥浊水，也在腐蚀和动摇共和国的生存根基。诸如：盗贼横行，民不安生；毒犯猖獗，烟毒肆虐；青楼妓院，摧残妇女；赌徒聚赌，相互倾轧；游民乞丐，滋事街巷。特别是地痞流氓把持的场所，如上海的“大世界”、北京的“天桥”、天津的“南市”、南京的“夫子庙”、广州的“太平街”等，更是藏污纳垢的罪恶渊薮。
共和国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中奠基和建设的。当时，尤为棘手的是，如何整治“国民政府”留下的那副千疮百孔、难以补救的经济烂摊子。
首先，工农业生产萎缩，产量锐减。1949年的社会总产值只有557亿元。同共和国建立之前经济最好的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只有140亿元。主要工业品产量，煤炭减少484%，只有032亿吨；钢减少829%，只有12万吨。农业总产值减少20%以上，只有326亿元。主要农产品产量，粮食减少245%，只有11318万吨；棉花减少476%，只有444万吨。
其次，厂矿倒闭，耕地荒芜，生产凋敝，城乡萧条。旧中国连年的战祸，使得厂矿资金短缺，原料枯竭，停产停业。以铁路运输为例，全国有上万公里铁路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被毁，连通东南西北的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没有一条能全线通车，１／３的机车因破损严重不能投入运营。工人大量失业，1949年多达400万，几乎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农村则因反动政府和地主横征暴敛，抓丁拉夫，迫使农民背井离乡，耕地荒芜；加之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江河堤坝塌坍，良田遇雨便成汪洋。1949年发生特大洪水，全国有127亿亩耕地被淹，灾民多达4000万人。城乡居民温饱无靠，衣食艰难。
再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从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９年连续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物价以天文数字飞涨。据有关资料，同是100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到两头壮牛，1949年则只能买到一根缝衣针。而投机资本家又雪上加霜，从操纵黑市交易到公开炒卖黄金、银元、美钞，再到套购粮食、纱布、燃料、五金等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原材料，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加之当时生产停滞，物资匮乏，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先后刮起4次涨价风。如1949年11月，上海的粮食、棉纱、五金、化工产品等每天上涨２０%—３０％。
复次，为了继续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大片国土，必须支付庞大的军政费用。1949年，军费占全国财政收入５０％以上，1950年仍占41%以上。随着新解放地区的扩大，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也相应增加。对一切愿为新中国效力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原官僚资本企业的职员，国家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政策，从而加大了行政费用开支。到1950年3月，全国的脱产人员已达900万之多，遂使财政入不敷出。以1949年为例，全国支出的各项费用，折合小米567亿斤，而收入只有303亿斤，赤字达264亿斤。
新生的共和国就是在经济如此落后、困难如此巨大的基点上起步，开始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创建社会主义的千秋伟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