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下午，圆满完成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使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在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领下来到天安门广场，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在全体代表肃立默哀以后，毛泽东宣读了由他亲自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通碑文，后来由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手书，用金字镌刻在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阴的碑心石上，与下层基座四周镶嵌的10幅体现中国人民自林则徐虎门销烟到百万雄师胜利渡江这百年英雄史诗的汉白玉大型浮雕交相辉映。这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对千百万抛头洒血的先烈们的深情缅怀，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孕育的艰辛历程的庄重回溯。

　　一、辛亥革命结局留给国人的思考

　　生活在东亚大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和智慧的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曾创造出同时代世界最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直到17世纪以后，才逐渐走出了黄金时代。当中国在近代开始落伍的时候，后起的西方列强却乘隙东来。自从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其他资本—帝国主义也凭借武力跟踵而至。为了巩固和维护在华的侵略权益，他们逼迫腐朽的清朝封建官僚政府签订了数百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美、法、俄、德、日、意、荷、葡等19个国家，先后从中国攫取了开辟商埠、军舰停泊、领事裁判、协定关税、沿海贸易、内地传教、内河航行、租借“国内之国”等特权。这些不准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又操纵中国内政外交大权和经济命脉的帝国主义者，同投降卖国的各派封建势力沆瀣一气，明争暗斗，使得中国兵连祸结、四分五裂，长期陷于积贫积弱的苦难深渊之中。正如毛泽东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那首词中所概括的：“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变独立统一的封建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争取国家独立统一和民主自由的斗争过程。自鸦片战争以来，先后爆发过多次或反帝或反封建或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其中，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把这种斗争推向了高潮。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鉴于此前历次斗争的成败得失，特别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的破产，领悟到要想真正救国救民，只有以“强迫”的手段，推翻现存的不合时势所需的“中国之政体”，并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1]，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为此，他在1894年创立了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兴中会，1905年又联合性质相近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统一的革命党同盟会，并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奋斗目标，后来又由此进一步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表达了先天不足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强烈愿望，对于号召和推动后来的辛亥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目标鼓舞下，同盟会确定的基本战略是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在经历了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到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多次失败之后，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尽管当时孙中山流亡国外，没有直接领导这次武装起义，但他在革命党人心目中始终是革命领袖，所以当他在12月25日回国后，立即被齐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底成立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3月11日通过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些，都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诞生，以及持续260多年的清王朝统治和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结束。

　　不幸的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威逼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给操纵清朝军政大权，佯装赞成共和的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使辛亥革命建立仅仅三个月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功亏一篑。中国社会随着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被拖进了黑暗、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孙中山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只好重新集结力量，进行二次革命，发动武装讨袁，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这些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专制独裁旧秩序在民主共和的新形式下依然故我，中国还是处于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严酷的现实，向孙中山和国人提出了一系列极其尖锐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道路何以在中国走不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方案，何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不能御列强，内不能建民国?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孙中山为此陷入了极度困惑和绝望之中。

　　正在这时，北方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这不仅给“致力国民革命”屡遭失败的孙中山带来了希望，使他感到绝路逢生，转而“以俄为师”，萌发了“重行革命”、“重新改造中华民国”的信念；也给正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猛烈抨击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使他们找到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绕开辛亥革命的覆辙，重新探索中国的出路。正像30年后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所总结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