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者何以要关注社会史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个政党，其生存和活动的宗旨，都是为了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纲领里就提出了改造社会的手段和目标：“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1]顾名思义，党史研究的对象是党的历史，就是党的形成、发展和胜利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就是党用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人民群众摧毁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所以，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党的活动为核心来研究党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还要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为背景来研究整个社会。前者是党史，后者是社会史。二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事实一再证明，党只有紧紧依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全面、深入地考察和分析整个社会，准确地掌握国情和民情，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党史研究者在研究党史的同时，不可不关注社会史研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社会史研究。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2]这些论断固然对执政的各级领导干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对所有的党史研究者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对于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和研究执政党的学者来说，温故知新，鉴往知来，总结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当前的运动，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近现代史和党史了。而社会史在这些断代史和专史当中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末，社会史是指何而言呢?具体说来，社会史要研究的应是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团体、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诸如：社会人口(数量、质量、构成、繁衍与流动等)；社会组织与结构，包括血缘团体(家庭、家族、宗族等)，地域团体(村寨、社区等)，职业团体(党派、社团、行会、商会、学会等)；阶级与阶层；社会习俗与社会风尚(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交游、节令风俗、宗教信仰等)；社会观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丧葬观等)；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灾害与防治(禁毒、禁赌、禁娼等)；社会的控制与调节(赈灾、扶贫、助残、赡养等)。简言之，社会史不是单纯考察某一社会现象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是侧重联系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活进行综合的研究。因此，党史研究如果能以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并充分吸收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必定会柳暗花明，天地广阔，也必定会步步深入，探骊得珠。

　　如上所述，一个执政党要扭转乾坤，改造社会，就必须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说要用历史的视角来研究社会。这便是社会史研究。而研究社会史，特别是当代社会史，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事社会调查，或就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进行专题调查，或就社会生活的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纳分析，进行理论升华。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经常从事社会调查。在戎马倥偬的土地革命时期，仅从1927年到1931年，他就作过多次社会调查。诸如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江西的永新、宁冈，福建、广东、江西3省交界的寻乌，江西兴国县的长冈乡，福建上杭县的才溪乡调查等。其中，前两组调查材料，因为忙于征战和频繁辗转，相继散失了。毛泽东对此十分惋惜，直到1931年整理寻乌调查材料时还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3]在这些调查材料中，规模最大、内容最详、纲目最细的要算是《寻乌调查》。这份长篇调查材料，共5章，30节，约8万多字。它囊括了寻乌的地理环境和交通邮政，商业经营项目和市场状况，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土地关系和剥削状况，以及在土地斗争中关于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等财产分配政策等方面。他对每一方面的调查都是条分缕析，如关于地主，先作阶级区分，划为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接着又作阶层区分，将公共地主分为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将个人地主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并附有大中地主对生产的态度和政治思想。又如，关于人口成分，有从职业上分类的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机关职员、地主、宗教徒，还有各种人口的统计数字和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不仅进一步了解了农村，掌握了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情况，也了解了城市情况，特别是城市中的商业情况，从而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以及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如他自己所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个办法是正确的。”[4]通过这次调查，也加深了毛泽东对城市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为此，他倡议：“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个别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5]从这里可以看出，通过社会调查研究社会史特别是当代社会史，对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形成该是多么重要!

　　斗转星移。目前，距离毛泽东最初进行社会调查的时间已经整整70年了。这70年来尽管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化，可谓沧海桑田，日新月异。但是，毛泽东从事社会调查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笔者希望党史研究者以毛泽东为楷模，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调查研究，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史和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党史研究，以求把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原载《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