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2月1日，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写的序言中指出：“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恩格斯的这个精辟论断，对于评价一切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历史人物均有启发。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对郭沫若就当作如是观。他经历了旧中国的死亡，更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是中国旧史学的批判继承者，更是中国新史学的缔造弘扬者。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旧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开端，是以郭沫若这位史学大师为标志的。

　　上篇：除旧布新的一代宗师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这是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应该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判断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自然也要根据他比他的前辈，即中国的封建主义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所提供的“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又只有通过如下的回溯和比较，才能鉴别和筛选出来。

　　无可争辩，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更是具有治史传统的国家。在岁月峥嵘的古代，曾有过史家辈出、史著如林、执世界史坛之牛耳的黄金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曾对此佩服至极，他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3]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创始人梁启超也曾以此自豪：“中国在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4]

　　诚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潜心治史的众多史家为后人留下了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史籍。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审视，他们的这些治史成果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因为他们的治史活动被“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5]所左右，即使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也莫能外。司马迁虽然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编纂的先河，完成了传世巨著《史记》，叙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余年的重大历史变迁，却无法说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更无力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正如翦伯赞在20世纪40年代评论的：“司马迁诚不愧为中国史学的开山，他开始打破帝王家谱式的历史叙述法，不但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并且同时为‘游侠’‘日者’作列传。可惜他未能进一步的以社会经济作为全部中国历史事实的根基对中国历史展开其全面的研究，也未能从社会各阶层与各阶级间之相互的矛盾上去指出历史运动的法则，依旧只从政治的表层形式去说明历史，所以在究极上，他和杜佑等人一样，并没有逃去玄学史观的漩涡，都是以儒家的伦理主义，贯穿中国历史。”[6]

　　到了近代，当资产阶级史学开山梁启超和他隶属的阶级在政治上锐意进取的时候，曾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端鼓动过“史界革命”。他声称要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作理论武器“为史界辟一新天地”。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了“近世史家”(即资产阶级史家)有别于“前者史家”(即封建主义史家)的使命。他强调：“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7]翌年，他在《新史学》中又阐述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的任务是：“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8]。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人群进化”，就是由“人间全体”所构成的社会之变动；所说的“公理公例”，则是这种变动的普遍法则。假如把他的上述论断作一简要、完整的表述便是：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从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中探求其变动的普遍法则。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设想把中国“人群进化”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还指出了各阶段的起讫和特征：“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9]

　　梁启超不以“一朝为一史”，打破王朝界限探索社会进化的设想，虽然没能准确地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各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特征，更未能科学地抽象出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他毕竟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考察，并将它划分为上世、中世、近世(或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来探求其从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过程了。这同扑朔迷离或治乱循环的封建时代史学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可是，随着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屈服，梁启超在史学领域里也偃旗息鼓，同封建主义史家“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同流合污了。1923年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副题为《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修补与修正》)一文中直言不讳：“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10]

　　在“史界革命”中进一步、退两步的梁启超，此时已不再倡导“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甚至对“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的主张也发生了动摇，而将“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11]的谬说奉为圭臬。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受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束缚的梁启超，是不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再做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