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转折的完成有一个发展过程

　　如上所述，在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历史的转折点上，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了当时影响继续前进的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路线是非已经分清，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但会议精神的落实和贯彻，会议成果的巩固和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或需要假以时日，或需要创造条件，才能解决；组织人事也需要继续调整。所以，实现历史转折以后，都还经过了一个相当时间的后续的发展过程，转折的成果才得到巩固，转折的任务才全部完成。

　　遵义会议对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是非作出了结论，明确了错误的责任，但由于时间仓促，系统论述会议精神的决议还有待于会后在行军途中起草和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对变换中央领导作出了决定，但新的领导人的确定，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还有待于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有关完成历史转折的这两件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大事，是在会后曲折的战斗历程中才逐步完成的。在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途中，变更中央最高领导人急迫地提上了日程。于是，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作了分工，决定由洛甫（即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张闻天就任以后，立即挑起历史的重担，在短短几天里，连续召开中央会议（统称扎西会议），起草完成并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了中央红军“杀回马枪”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定，对中央苏区和二、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并即电告，对四方面军也及时电告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改变，并于２月１０日召集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亲自作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遵义会议决议》总结了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在全党、全军开展与深入进行“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和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以后，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由此授予毛泽东在前方的军事指挥权。经过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以后，张闻天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并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遵义会议决定变换领导的使命至此才全部完成。

　　此后，毛泽东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红军实际的军事统帅毛泽东的配合合作，成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最初格局。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８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将近四年时间里，这个中央领导核心纠正和克服了“左”倾军事指挥，领导红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也是这个领导核心，适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后又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独立自主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毛张合作领导全党全军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反映了遵义会议实现的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深远、巨大的影响。

　　第二次历史转折虽然不像遵义会议所处战争环境那样紧张，但其历史任务十分繁重和复杂。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邓陈合作为特征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经济、政治、组织三个方面，领导全党逐步实现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任务，继续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并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继续做好中央人事的调整工作，胜利完成了这次历史转折的任务。

　　在经济方面，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执行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调整了工农关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纠正了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华国锋急于求成推行“新跃进”的影响而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把经济建设实事求是地放在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扬经济民主，加强岗位责任制，调动了工人、企业、地方、中央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这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经济工作中的贯彻与落实，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在进行调整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城市企业的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不仅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在广东、福建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过程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开创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政治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紧接着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分清思想路线是非，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打破禁区，探讨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针对三中全会前后社会上以及思想理论战线上右的错误思潮的泛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各种社会关系。１９８０年２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接着，邓小平郑重地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作为加强民主和法制的标志，１９８０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１年１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宣判，用法律手段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二十个月在党内的反复讨论、修改，在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系统的论述，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同时又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一历史任务。

　　组织方面，中央最高层的人事调整也是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才最终完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央人事采取只上不下的办法，不过，对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和人事在会后即作了重新安排。１２月２５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设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会议免去了汪东兴的各项兼职。[6]１９８０年２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接着，１９８０年８月至９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在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至２３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参加会议的不少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至１９８０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中央常委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中央政治局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０日起至１２月５日间连续开了九次会，讨论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华国锋在１１月１０日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提出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这次会议决定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并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7]１９８１年６月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接受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建议。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副主席和军委主席组成。[8]经过两年半时间，第二次历史转折在组织上的任务完成。

　　五、两次历史转折的宝贵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的成功经验，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给予中国人民十分宝贵的启示。主要是：

　　第一，两次历史转折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依靠自己的领导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完全能够自觉地把握重大历史关头，从错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从困境和逆境中重新奋起，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开创新局面，领导中国人民去赢得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两次历史转折的经验说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形形色色的“左”的教条主义，是实现历史转折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妥善解决党内矛盾，是实现历史转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在重大历史关头，还是在正常政治生活中，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两次历史转折，开辟了两条通向胜利的新道路，形成了两代领导集体，产生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世纪伟人，并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处在重大历史关头前沿领导历史转折胜利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永远是指引中国人民开拓前进的旗帜；从实践中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为真理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永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开创共产主义宏伟事业的指导思想。

　　＊ 本篇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题为《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次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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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０日胡耀邦在中办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处理和结论，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2]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留守中央苏区，未参加长征）。

　　[3]　上述结论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１９３５年２月或３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第１版，第３６、４１页。文中Ａ指李德，又称华夫；博指博古；周指周恩来。

　　[4]　此处与本段引文均引自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１９３５年２月或３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第１版，第４２页。

　　[5]　据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杨尚昆说，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是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张闻天本人再三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见杨尚昆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写的《序》，见该书，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第１版，第２页。

　　[6]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各项决定，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第１版，第４３６页。免云的汪东兴各项兼职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

　　[7]　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５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三中全会以来》（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８月第１版，第５９６－５９７页。

　　[8]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