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转折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党内斗争来实现

　　两次历史转折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分别是党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党内总负责人（博古／华国锋）虽有严重错误但依然主持会议。转折是通过领导集体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党内斗争来实现的。集中解决主要矛盾是两次会议的共同特点，在政治上，主要解决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组织上，中央人事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实际上建立新的领导集体。两次伟大转折，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胜利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遵义会议集中讨论、解决当时攸关生死的军事问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他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不认识与不承认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针对博古的报告，张闻天首先出来讲话。他按照事先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就的“提纲”，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旗帜鲜明而有系统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即中央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2]他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分量很重，为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了基调。紧接着张闻天的“反报告”，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接着发言，有力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重要发言。除凯丰一人之外，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与会同志都赞同张、毛、王的意见。这样，遵义会议作出结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央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Ａ、博、周三同志，而Ａ、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3]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至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采取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机适当时再去解决。这是完全正确的。在组织上，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会议完毕后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4]，由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5]会议关于“取消三人团”的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同时，在干部的处理上，又不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博古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后来张国焘以此为口实，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要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即不进兵；甚至在中央驻地附近举行严重的军事示威相要挟。毛泽东、张闻天不为所动，坚决维护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的正确决定，坚决制止张国焘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错误。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让对错误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继续留任、把变换中央总负责人的工作留待适当的时候去完成等做法，也是恰当的。

　　邓小平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主题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陈云敏锐地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实现安定团结和重点转移是非常必要的。陈云就这些问题在东北组作了发言，得到大家拥护，产生巨大影响。中央工作会议在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依据会议的新发展，会上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地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与工作重点转移紧密结合的完整的历史主题。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正确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手段、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大幅度发展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他分析了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及其危害，肯定“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我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他还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具体地指出，“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了一个“大政策”：“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这篇讲话，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经过近二十年实践检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肯定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在邓小平“主题报告”的指导下，联系历史和现实，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讨论、解决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全会作出了基本评价、确定了基本原则而没有深入展开；对文化大革命，指出在适当的时候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不应匆忙地进行。对重大而复杂的历史问题采取审慎态度，而集中解决当前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思想路线问题，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实现历史转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受到了揭发、批评。正是通过对他们广泛深入的批评，通过分析、批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许多错误事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得到确立。这四个政治局委员的主要错误，实际都同华国锋有关，但从全局出发，揭发、批评都没有直接涉及华国锋本人。

　　关于中央的人事调整问题，邓小平在１２月１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对增加的人选，邓小平也提出了建议名单。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对维护安定团结局面是十分必要的。经邓小平提议，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追认。三中全会对组织问题的处理是积极而又稳妥的。陈云进入常委、担任中央副主席，形成了历史转折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内邓陈合作领导全党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