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40多人的讨论，从1981年3月31日开始进行。4月7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讨论中间有许多好的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他还针对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经济等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没有什么成绩，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他列举基辛格访华、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恢复中日邦交以及自己出席联大六届特别会议等事实加以证明。

　　经40多人讨论后，起草小组对《历史决议》稿作出了修改，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讨论，第二天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胡乔木对《历史决议》稿作了说明。

　　邓小平对《历史决议》稿一年多来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了评价，称起草小组的同志“下了苦功夫”。他说：“这个文件是在4000人讨论和最近40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28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它许多重要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

　　邓小平指出，当然，对于党内讨论中提出的有些意见，《历史决议》稿没有接受。他列举了10条，如：认为毛泽东同志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1957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是内乱的提法；认为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等等。明确表示这些提法或论点没有接受，对有的意见表示“这个说法不好。”

　　针对这些不恰当的以至错误的意见，邓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邓小平还针对不急于搞这个决议的看法，强调了作历史决议的紧迫性。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了搞《历史决议》的领导方法：“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0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60周年发表。纪念党的60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

　　1981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决定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这时，原来第一部分的标题“前言”，改为“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

　　从6月15日起，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决议草案。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审议决议稿的同时，还征求了参加过1980年4000人讨论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近1000人的意见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

　　中央委员们在讨论中，对决议稿又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其中包括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经过7天分组讨论，到第8天，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着重讨论怎样根据预备会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修改。会上，邓力群汇报了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各组召集人提了补充修改意见。几位常委都讲了话。邓小平说：“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

　　“总的说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认为，经过上上下下反复征求意见，广泛发扬民主，这个决议“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他还说：“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邓小平还就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解释。

　　召集人碰头会开得生动活泼。最后，大家同意委托常委会的同志定稿。

　　会后，胡乔木、邓力群等还是按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精心修改。到6月26日，修改好了准备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讨论通过的稿子，首先送给常委诸同志审阅。这个稿子采纳、吸收了预备会上提出的意见，与提供给预备会讨论的稿子相比，篇幅约增加了3000多字；所作的增补和修改，使决议的内容更加充实、全面，表述更加准确、恰当。

　　陈云看了这份决议草案后，委托秘书告诉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叶剑英高龄有病，亲自向中央常委和全体到会同志写信，信中写道：“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在6月27日全体会议上，《历史决议》草案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在6月29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最后讲话。他说：

　　“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胡耀邦同志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历史决议》发表后，得到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普遍的好评。学习、贯彻决议精神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增强团结，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一心一意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一年多以后，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而正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对中国共产党6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

　　邓小平在十二大闭幕后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而正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继往开来，为打开这条新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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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篇发表于《文献与研究》第２９期，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