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小组于1980年5月23日拿出了一个《〈历史决议〉提纲草稿》。随后，写出了《历史决议》的最初草稿。

　　邓小平于6月27日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看过《历史决议》草稿后的意见。邓小平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整个檔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

　　在7月3日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乔木谈了如何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他说：“在起草檔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地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这个决议是说服对于这个方面有怀疑的同志的武器。”胡乔木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办法：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这个办法，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决议的中心任务找到了一把钥匙。

　　7月22日，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信，汇报《历史决议》重新起草的进度。信中写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邓力群同志已经开始重写，希望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

　　到了8月初，拿出了一个新稿子，正式取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经过一个月的修改，于9月10日拿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未定稿）》。全稿约6万字，基本上按邓小平的设计，分五部分，第一部分讲建国三十一年的主要成就和曲折，第二部分讲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三部分讲“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第四部分讲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第五部分讲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

　　1979年9月10日，《历史决议（未定稿）》先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此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历史决议》稿要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胡乔木、邓力群和起草小组日夜修改，于1980年10月11日拿出了供党内4000人讨论的稿子。全稿约5万字，比9月10日稿压缩了八九千字。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年十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

　　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故称为4000人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4000人讨论从1980年10月中旬开始，持续了一个月多，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进行的一次深入、具体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4000多人讨论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的甚至贬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

　　邓小平看了4000人讨论的简报，于10月25日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思想混乱，邓小平着重讲了关于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他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还讲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的问题。他说：“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质量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的这一篇谈话，在当时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表明了党中央坚定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是《历史决议》成功的关键。

　　4000人大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

　　中央党政军机关在讨论中有300多位同志、三个组的全体同志和四个组的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入《决议》中去。这样做，有着最重要、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参加讨论的同志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前两年的错误已经和正在被纠正，党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有的同志说，三中全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对它的历史地位应该给予肯定。

　　邓小平在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明确表态：“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经过4000人讨论后，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为此，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以下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在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再次修改后提请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起草小组加紧工作，在1981年2月上中旬又搞出一稿，送中央常委审阅。

　　有的中央领导同志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提出改写《历史决议》的新方案，题目拟改为《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胡乔木认为，《历史决议》既要总结经验教训，又要对历史事件的是非作出判断，按新方案，可能会写成总结经验的报告或宣传鼓动的文章。

　　邓小平在得知这种不同看法后，3月9日找邓力群谈话，邓小平明确表示：“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

　　邓小平还针对1981年2月《历史决议》修改稿中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发展四个阶段这些部分存在的问题，指出：“总的讲，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0年，现在的稿子和原先设想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合乎实际。总的说来，我们还是没有经验。”

　　邓小平还指出：“集中起来说，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中心是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3月18日，邓小平再次约邓力群等谈话，他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对粉碎“四人帮”以前27年，他又作了简要的评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他也说到，“‘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决议稿中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邓小平比较满意，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17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

　　谈话间，邓力群转述胡耀邦的意见，主张《历史决议》稿写出来以后，多听听老干部的意见，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邓小平说：“这很对，我赞成。”

　　3月24日，邓小平去看望陈云，与陈云交换了意见。26日，他对邓力群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按照陈云的意见，决议稿又加上了一个部分——“前言”，以“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32年的经验，有必要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28年党和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开头，写了四大段2000字。

　　1981年3月30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初步决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6月上旬召开；提交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先在党内讨论10天左右，“七一”公开发表；要按照这个日程，抓紧把准备工作做好；请乔木同志集中精力修改《历史决议》，争取4月中旬修改出来，4月下旬提请政治局讨论；现在这个3.6万字的稿子，先发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在40人左右的范围内看看，请起草小组派几个联络员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报刊宣传就要向《历史决议》阐述的观点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