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在１９７５年冬天开始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在中国，对邓小平领导的一九七五年整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四人帮”攻击一九七五年整顿是“右倾翻案风”，“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这些诬蔑、攻击充斥报纸杂志，一时操纵了中国的舆论。可是，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党员拥护邓小平领导的一九七五年整顿，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种代表历史主潮的评价，从对“批邓”的抵制中表现出来，从广为传播的所谓“政治谣言”中反映出来，在“四五运动”中爆发出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航程中，一九七五年整顿的成就与挫折，为“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五年整顿所开始而中辍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下，得到继续和发展。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对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历史评价自然也就颠倒过来：

　　第一，一九七五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邓小平说得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１９７５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17]

　　第二，一九七五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说：“说到改革，其实在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还说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证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18]江泽民指出： “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

　　第三，一九七五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与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整顿的一系列文件，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他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20]

　　总之，邓小平领导的一九七五年整顿，贯彻落实并发展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所体现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是六十年代前期调整、１９７２年周恩来主持的整顿的继续和发展；它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一九七五年整顿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文革”发展到１９７５年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较之“文革”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一九七五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作为一九七五年整顿历史主角的邓小平，他领导整顿取得的巨大成功，“批邓反右”遭受的沉重打击，四五运动中受到的拥戴，再度复出后创造的辉煌，构成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的最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篇章。而由于历史的特殊的安排，邓小平用以指导整顿的“三项指示为纲”，他指导或影响下产生的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他在整顿中的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混乱局面，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构成了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从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历史，已经可以看出，在七十年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世纪伟人邓小平，既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又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者的特征。

　　※ 本篇发表于《党的文献》２００４年第４期，题为《邓小平与１９７５年整顿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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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参见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引用了这一段话。此报告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经九大通过,发表在４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上。

　　２　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引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一幕第四场中的台词。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４５９页。

　　３　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指职工人数突破５０００万，工资支出突破３００亿元，粮食销量突破８００亿斤。

　　４、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４９、５６０页。

　　５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据胡乔木、邓力群编：《“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１９７５年本，第７１页。

　　６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第１版，第９页。

　　７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４页。

　　８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就酝酿要成立一个机构，作为写作班子和参谋班子。６月１５日，邓小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７月５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

　　９、１４、１５、１７、１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６９、１１６，１４１、１７１、８１、２５５页。

　　１０　毛泽东对《汇报提纲》的意见，邓小平于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４日转告胡乔木。据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４日胡乔木的日记。

　　１１　刘冰等人的信写于１０月７日。１０月１３日晚由教育部负责人李琦转交给胡乔木，胡当晚即交给了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

　　１２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８６页。

　　１３　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９日。

　　１９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1997年2月25日），《人民日报》1997年2月26日。

　　２０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