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城北京，从金代至清代宣统退位，历时近800年，曾是四个朝代的都城。她久经风雨，饱经沧桑，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有着灿烂的文化。都城皇宫内苑荟萃着历代的奇珍异宝，闪耀着历代劳动人民智慧之光。

　　到了清代末年，中华民族的瑰宝屡遭劫掠，不时丢失。民国十三年十月初九，溥仪仓皇离开紫禁城，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贵文物，宫中的权臣奴仆趁机窃走了大量的古玩字画。民国十二年九月，宣统皇帝一次无偿送给日本人价值30万美金以上的古玩字画。后来在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间，日本居然在东京举行了《中国唐宋元明清书画展览会》，可见文物流失国外之多。对此，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张勋复辟失败，溥仪蛰居天津张园，主要靠变卖字画文物，挥霍享受。伪满覆灭，被溥仪潜移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一千二百余件皆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

　　北平的古董商人闻讯，纷纷赶赴东北抢收，琉璃厂玉池山房马霁川，论古斋老板靳伯生捷足先登，争相用低廉之价收回大批书画珍品。

　　张伯驹收藏的举世皆知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惜倾家荡产，从古董商人马霁川等手中购下的。

　　这期间经历了种种的曲折和艰险……

　　民国三十五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真迹与赝迹，精品与常品一时难以确认。张伯驹手拿一本旧日《故宫藏画目录》，看了一遍又一遍。另外，他广事搜寻流落在市场的书画，所知1198件。他据目录考定，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精品只有400余件。

　　一天，他致函故宫博物院，建议可采取两项办法：

　　其一，所有赏溥杰单内的，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

　　其二，选精品经过审查鉴定议价收回。

　　按当时价格，不需要过巨经费即可大部分收回。但伯驹的建议，南京政府漠不关心，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叔平）又委蛇进退。于是，真迹、佳品大多流落于商人之手。

　　一些古董商人见利忘义，绞尽脑汁，企图转手渔利，大发横财。

　　狡猾的马霁川从收购的几十件文物中，一边选出既真又精的珍品偷偷运往上海，以伺机转手获取重利；一边选出20余件，送故宫博物院。

　　院长马衡发出柬约，邀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省吾（思泊）、徐悲鸿、启功（元伯）等专家前往审定。

　　专家们收柬后，十分兴奋，他们一直期待着故宫博物院能更多收回一些精品。不料，审定后，大失所望。在20余件书画中，除明人文征明书《卢鸿草十志堂》册、宋人《斫琴图》卷、宋高宗书、马和画《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卷和清王原祁《富春山图》卷系真迹外，其余均是赝品。

　　专家鉴定以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议。张伯驹等人与会并发表意见，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也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最后会议决议收购宋高宗书、马和之画《闵予小子之什》卷、宋人《斫琴图》卷等共5件真迹，其余退回马霁川。

　　张伯驹虽一介书生，但对于收购文物一类事甚为精明。理事会闭会，张伯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想转身回去，但又收回了身子。有人问：“张先生犹犹豫豫，是何原因？”张伯驹并未作答，心里正嘀咕：“此事蹊跷，太蹊跷了，莫非马霁川是在……”

　　果不出所料，马霁川是在捣鬼。他想来个鱼目混珠。马霁川之所以给故宫博物院送去书画二十多件，意在以伪迹及平常之品售于故宫博物院，既可稳住北平城里关注此事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们，又可以得回本金而有余。转移了注意力后，他便乘机将其余真精之品全部运往上海，出手售与洋人。就在张伯驹等人鉴定的同时，他已将唐陈闳的《八功图》和钱选的《杨妃上马图》两件真迹售往国外。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专家们尚蒙在鼓里，马霁川甚为得意。

　　散会后，张伯驹回到“平复堂”，这时天色已晚。他一进门就问夫人：“有人来过没有？”

　　夫人回答：“没有！”

　　“不对呀，应该来了。”伯驹自语。

　　佣人请先生进晚餐，伯驹一挥手：“撤掉。”他随手点燃了一支香烟，用力吸了几口。佣人端过来一杯咖啡，他看也不看一眼。

　　夫人见丈夫不吃不喝，心里不免有些焦虑。她坐在一旁，观察着丈夫的神情，也不便深问。

　　过了大约一两个时辰，一位客人来访，伯驹老远就把手伸了过去，爽朗地说：“你让我等得好苦啊！”

　　张伯驹早有安排，几日前，他委托这位朋友到几位古董商人那里去摸摸情况，回来报他。

　　这位朋友一边述说，一边打着手式，片刻，只见张伯驹神情大变，面露怒容。原来，来客将马霁川的实情全部告诉了伯驹。

　　只听张伯驹吼着说：“备车，快备车。”

　　夜半，张伯驹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进门便单刀直入。

　　“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的手里？”

　　老奸巨猾的马霁川见张伯驹亲自登门，突然来访，已料到大事不妙，又见张伯驹气势不对，便点头哈腰地说：“张爷明察，张爷明察。”

　　“你想把《游春图》发落到什么地方？索银多少？”张伯驹步步紧逼。

　　张伯驹的到来，打了个马霁川措手不及，弄得他瞠目结舌，十分狼狈。马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宝转手洋人，获取暴利，而且最好是自己与洋人直接成交，不通过第三者。所以他不敢轻易地把《游春图》随同其他珍品偷运上海，唯恐惹出麻烦来，不好收拾。

　　“马老板，不想卖是不是？”张伯驹逼问一句。

　　马霁川没有马上回答。张伯驹火了：“你想卖给洋人是不是？我告诉你，马老板，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你不要泯灭中国人的良心！你知道，中国画被世人誉为‘国粹’，而《游春图》则是中国存世最早的山水画卷，也是中华民族存世最古的绘画珍迹，这么重要的国宝，你想卖给洋人，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

　　马霁川毕竟是位见过世面的古董商人，张伯驹这位大人物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他亲临住地，非收不可，不卖与他怕是不成啊！但转念又想，这位昔日的阔公子，为了收藏真迹国宝从未吝惜过金钱。国人洋人，管他什么人，只要给大价钱就卖。于是，他连连说：“卖，卖，岂有不卖之理？我若卖给别人是一个整数，而张爷只要拿出800两黄金，这无价之宝就是您的啦!”

　　张伯驹听着马霁川笑里藏刀的话，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马霁川只用数两金子垂手得来的《游春图》，张口竟要800两黄金，显然是在讹诈。自己虽称得上家财万贯，如今已是负债累累，手中哪有这个数额的黄金啊!但他岂能坐视奸商将国宝盗卖到国外！想到这里，张伯驹冷冷地直视马霁川，然后将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说：“马老板，此卷我是收定了!”

　　马霁川愣愣地看着桌子上被震颤着的瓷杯，未及醒悟，张伯驹已拂袖而去。他慌忙追出门外说：“张爷走好，张爷走好！”

　　“马老板你可听好，《游春图》万一有个闪失，我张伯驹不会饶了你。”张伯驹回首又甩出一句。马老板在茫茫夜色中站了许久。张伯驹又走告于思泊，并与之一起报告马叔平院长，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临走时，伯驹诚恳地说：“若院方经费不足，伯驹我愿代周转。”一切安排妥当，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寓所。

　　事隔不几日，于君函告：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望君妥处。

　　伯驹心里忐忑不安。他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他决定亲自上阵了。

　　他驱车北平和平门外的文化街琉璃厂，这里林立着许多收购、出售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的店铺。这条从前为皇家烧制琉璃瓦而得名的街道，经历了五百多个春秋的沧桑。

　　张伯驹一下车，就被老板和伙计们团团围住了。张伯驹与这里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早年收藏字画，经常出没在这个地方。后来，这里只要有了珍奇文物，老板都会亲自登门送去，而且也常有人为张伯驹提供信息。这里每个店铺都有什么，张伯驹的心里一清二楚。

　　张伯驹的突然出现，厂商们已猜到了几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是谁的手里存有震山之宝，才有劳张爷亲自出马。

　　老板们纷纷招呼张爷：“屋里请，屋里坐。”

　　张伯驹先进了荣宝斋，坐下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绕了他。”

　　他接着又进了一德阁、德古斋，庆云堂……每进一店铺，都是这番话。

　　张伯驹亲临琉璃厂的消息，在这条一百多米长的街上，像一阵风似的传开了……

　　马叔平院长，其他关注此图的人们和张伯驹等反复研究、磋商，最后请托墨宝斋的马宝山、崇古斋的李卓卿出面，与马霁川洽商此事。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他再转手洋人亦很困难，又经马宝山，李卓卿的多次通融，他同意降价让于张伯驹。

　　张伯驹得知后，又喜又忧。喜者，《游春图》不能转手洋人，忧者，《游春图》要价仍然太高。他苦思冥想，坐卧不安，几个时辰过去了，客厅里烟雾缭绕。

　　夫人知道，丈夫吸烟是很轻的，平常一支烟只吸几口就扔掉了，今夜里是烟不离嘴，嘴不离烟。她数次劝他休息，都无济于事。最后一次还没等她开口，伯驹摆摆手，示意她先去休息。

　　“实出无奈，也只能如此啦!”张伯驹自言自语，似乎找到了什么办法。他眷恋地环顾着这套陪伴他多年的房子。原来他打定了卖房买画的主意。

　　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这所居宅割爱出让。这套居宅本是清宫太监李莲英的旧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华住宅。

　　北平辅仁大学愿出2．1万美金购买，伯驹需款正急，便忍痛割爱。

　　人难免有一种怀旧情绪，自己使用过，抚摸过的东西，无形之中融进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情感，好像有一点自己的魂灵附在上面似的。张伯驹此时就是这种心境。他回忆起与亲人们在这里度过的朝朝暮暮，回忆起与友人在此填词、作诗、作画的情景，泪水依稀挂在眼角和睫毛上。他的脑海里不免浮现出当年自己颂赞这座居宅的词《多丽》：

　　禁城偏，园林旧属中官。彷宫家、飞廊架宇，翠华传驻云祓。走黄尘、门喧车马，拥绛雪、花压阑干。骄宠谁伦，恩荣无比，当时炙手焰薰天。自奕局、长安换劫，人世几桑田。空留得、堂前旧燕，解话开元。 又今日、异时新主，吟俦重续词坛。绿天深、风摇蕉扇，红日晚、雨打荷残。梦影难留，芳尘易逝，祓愁长应近尊前。更休再、歌骚谱怨，且共惜余欢。人归后、斜阳在树，酒醒鸣蝉。

　　豪华阔绰的一处居宅，作诗填词游览的圣地，现时只好转手他人。伯驹除了有一点怀旧之外，丝毫不惋惜，也不后悔，因为是为了收藏一件举世无双的珍宝，为了能让这件艺术珍品在中华大地上永存，发出璀璨之光。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张伯驹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惊人之举。他把辅仁大学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与两位中间人一起欲将全部黄金交付马霁川时，可谁能料到马霁川节外生枝，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要另寻新主。

　　愤懑、忧愁、焦躁充溢着张伯驹的心胸，他扫兴而归，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当时，张伯驹屡收宋元真迹，手头拮据，实在不好凑足这20两黄金。夫人问清详情，宽慰道：“不用急，会有办法的。”说着，便向自己卧室走去。

　　她打开自己的箱子，拿出一包一包的衣服，从箱底层取出一个包裹，一层一层地打开，缕缕金光闪射。她用手抚摸着心爱的首饰，看了一会儿，又一层一层地包好，递与丈夫说：“差人去把它卖掉。”

　　“陪嫁的首饰，怎好卖掉？”

　　张伯驹不禁一声惊讶，进而，又深情地望着夫人。当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夫人竟如此理解自己，卖掉阔绰的园宅她毫无怨言，如今还拿出陪嫁首饰弥补欠缺。此时，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呆呆地望着夫人，默默无语。

　　伯驹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张伯驹终于保住了《游春图》。

　　其实，张大千也一直寻觅此宝，几欲收之，但是见伯驹态度坚决，执意要收，只好退而作罢。

　　一个月以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来京打听《游春图》的下落，知已落伯驹之手，便手书一函，差人送至伯驹府上。

　　伯驹展阅：……务必请伯驹君割爱，将《游春图》转让，我，以五百两黄金入藏《游春图》。

　　伯驹提笔复函：“……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伯驹强按怒火，送走了来客。然后，他“啪”地一声把门关上。夫人闻听，忙从里间出来，细声问道：“哪来这么大的气啊？”

　　“张群拿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别说收买《游春图》啊，就连维持正常业务经费也得不到保障，腐败透顶！腐败透顶！”张伯驹气愤地说道。

　　张群愿以500两黄金求张伯驹割爱《游春图》而未能如愿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从内心敬佩和仰慕这位具有民族气节的收藏家。而马霁川知道后捶胸顿足，十分悔恚。

　　张伯驹在回忆收藏《游春图》时曾写道：“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

　　在那些国政日艰的日子里，国宝随时都有流失国外的可能。因此，张伯驹以阻挠此种事件发生为己任，万不得已时，不惜变卖家产由自己收藏。

　　一日，天津盐业银行经理朱虞生约请伯驹去观画卷，有关穜《秋山平远图》、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摹怀素书》和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卷。伯驹见之，四卷皆系精品，便问：“何人送来？”

　　“刘可超以四卷欲向本银行押款两万元。”朱答。

　　提起刘可超，伯驹顿悟，他愤然地说：“这全是那40件之内的!”

　　朱经理疑惑不解地看着伯驹。

　　张伯驹告诉他，溥仪出宫后由日本使馆移居天津日本租界张园时，日本人想以两万日金得到宋梁楷卷。这件事由当时的陈宝琛（太傅）经手。事成之后，日本某侯爵又想以日金四万得李公麟的《五马图》卷，献给日本天皇。这时，溥仪愿以40件书画售日金40万，而《五马图》则不索价，献给日本天皇。此事又是陈宝琛经手。这时陈宝琛趁机将另40件书画给了外甥刘可超。伯驹刚见到的《秋山平远图》等四卷，便是这40件之内的。

　　朱经理听后恍然大悟。

　　“以后凡是刘可超送押的书画，我都来观看，并将多方筹措资金，尽量收之，你可从中通融。有一条要保证，切切不要使珍品流往国外。”张伯驹嘱托朱经理。

　　朱经理也很帮忙。当时，《秋山平远图》开价5万元，《五马图》开价3万元，《摹怀素书》和《姚山秋霁图》开价各两万元。押款两个月后，刘归还1万元，取走了《五马图》。接着刘以《秋山平远图》和《摹怀素书》向伯驹押款5000元，半年以后未还，伯驹以收藏《摹怀素书》了结，《秋山平远图》则退还。经伯驹鉴定，《秋山平远图》系纸本短卷，后有金章宗明昌御览玺，绫隔水，高士奇跋，江村秘目注，不真自跋，但出自宋人之笔是无疑的。

　　朱经理殁后，所藏的方从义《云林钟秀图》、文徵明《三友图》、王翚《观梅图》、蒋廷锡《五清图》、董邦达《山水》五卷，伯驹全部收购。这全是40件之内数。

　　张伯驹致力于收藏，而且颇具慧眼，魄力过人。他从论文斋老板靳伯声那里先后收得两件真迹，收《道服赞》卷颇为顺利，而收杜牧《赠张好好诗》卷颇费周折。

　　1946年，靳伯声从东北收购来范仲淹手书《道服赞》的消息传出后，马叔平、张大千、叶遐庵、黄君坦等名家皆欲先睹这件稀世珍宝为快。然而，靳伯生到处躲藏，避而不见。靳伯生一来是要悠悠他们的性子；二来是借此抬高此宝的身价；三来是自己还不能确认《道服赞》是真迹还是赝品，冒冒失失地展示在众多的名家面前，弄出笑话岂不是丢了颜面。

　　过了一些时日，靳伯声悄悄与张伯驹联系，说是请他鉴定一件书画。张伯驹很高兴地应了下来。

　　次日，靳伯声如约送来，伯驹展卷一看，原来是《道服赞》卷，文、跋俱全，其书法风神隽爽，骨气洞达，确为真迹，伯驹爱不释手，当即便议定价格收之。

　　是日晚，伯驹便邀请马叔平、张大千、黄君坦、萧钟美等挚友前来观看，并告之大家，他甚是喜欢此卷，已经用110两黄金收购了这幅珍品，还望诸君谅解。

　　庚寅年间，靳伯声又从东北收来杜牧的《赠张好好诗》卷。画家秦仲文得知，便告知伯驹，言此卷在惠孝同之手。伯驹马上找到惠孝同，他竟未收，并告之伯驹，此卷被靳伯声持往上海。

　　伯驹焦急地对孝同说，唐代书法家存世的作品极少，而诗人的存世书法尤少。我所见到的只有李白的《上阳台》帖和李郢的《七言诗稿》。《上阳台》帖我已收藏，而《七言诗稿》由于当时索价昂贵，我无力收之，常引为憾事。杜牧的诗卷，我不能漏过，必收之。

　　孝同见伯驹如此爱惜，便提醒他，何不派人追回此卷？

　　当日，伯驹便急托马宝山去上海，寻找靳伯声及杜牧的《赠张好好诗》卷。

　　伯驹开始还是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长，未有消息，他沉不住气了，不免有些焦躁不安。

　　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马宝山不负所望，终于追回了靳伯声和诗卷。伯驹以5000多元收之。

　　伯驹收此卷后，如获至宝，不仅白昼展卷细读，连夜里都放置枕旁。睡之前，醒之后，细细揣摩，把玩如痴，如此数日，才宝贮箧中。

　　之后，特为此填《扬州慢》一阕：

　　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早惊见、人间尤物，洛阳重遇，遮面还羞。等天涯迟暮，琵琶湓浦江头。 盛元法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倖，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

　　伯驹这首脍炙人口的丽词，颇得名家赏识。词家黄君坦读后说，“风流自赏，有江湖载酒之感，非他人所可效颦者。然而，无收藏杜诗卷之举，焉有此一丽词！”

　　伯驹在他的花甲之年，还收藏了一件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作为他自娱晚景的爱物。

　　戊戌年间，宝古斋从东北收得此卷，故宫博物院末购留，伯驹毅然收之。

　　《百花图》卷，无款，素绢本，著色，十七段。每段都有楷书标花名，并记年、诗句于上。

　　伯驹收得此卷之后，又填一首《瑞鹧鸪》词，结句为“白头赢得对杨花”。“杨花”即指此卷。他对《百花图》卷上的诗句日日诵读，几乎倒背如流。

　　老友黄君坦对杨妹子诗词很感兴趣，两个人常在一起谈论。

　　一日，黄君坦谓伯驹，关于杨婕妤与杨妹子其人，不知有何高见？

　　伯驹答曰：“据《石渠宝笈著录》记载，这《百花图》确出于杨婕妤之手，杨婕妤色艺俱佳，绘事过人。但杨婕妤为何人？则众说不一。有人说是杨后，杨后与杨妹子是一人还是两人，记载不一。史无定论，我们也无法确认。”

　　“伯驹对图上的十七段诗一定很有研究啦？”君坦欲从诗上得到启发。

　　伯驹明白君坦之意，便阐述了自己对题“槐”这首诗的理解，诗为：

　　虬龙展翠舞宫槐，青翼凌云羽扇开。

　　侍辇九嫔趋玉殿，坤仪随佛下生来。

　　末后，说明皇后与释迦牟尼为同生日，即四月初八浴佛节。第七段的“随佛下生来”之句，可以佐证。宋理宗谢皇后生于这一天，她是宰相谢深甫孙女。杨太后说：“谢女端重，宜正中宫。”也是杨太后报答深甫昔日在她册封时进过美言之恩。而谢后册立之年，杨太后75岁，已被尊为寿明慈睿皇太后，这样一来就不能用坤卦小玺，故是否饬人代笔，难以确断，但与《樱桃黄鹂》、《月下把杯》两图并看，似乎出自一人之手。

　　君坦洗耳恭听，虽不能得到确切的定论，但也很赞佩伯驹之严谨和深究。

　　伯驹在收藏文物的生涯中，曾经有过一次奇遇，真乃天赐良缘!说来极有情趣。

　　那是1947年初冬。一日晚，伯驹去老友溥雪斋家叙旧。雪斋以刚刚买得的柳如是砚请伯驹鉴赏。伯驹双手接过砚，砚宽乾隆尺5寸，厚1寸，高约3寸8分，细质刻云纹，四眼呈星月形，背刻篆书铭文：“奉云望诸，取水方诸。斯乃青虹贯岩之美璞，以孕兹五色铒戴之蟾蜍。”下隶书小字“蘼芜”款，有阳文“如是”长方印。伯驹见右上镌“冻井山房珍藏”一印，砚下刻“美人之贻”四字。砚左草书小字“汝奇作”，右刻隶书“河东君遗砚”，左小字为“水岩品名，罗振玉审定”。外花梨木原装盒。伯驹倾心玩赏，爱不释手，雪斋见之，便忍痛割爱，让于他收藏。

　　伯驹如获至宝，急忙携而归之。夫人观其兴致勃勃，知道他肯定又带回来心爱之物，便脱口道：“快拿出来瞧瞧!”

　　夫妇二人打开细细观看。夫人问：“‘如是’何许人也？夫君竟这般有兴致？”

　　伯驹一边观看如是砚，一边为夫人讲述了“女侠名妹”柳如是的故事：

　　柳如是乃明末清初的女诗人，是“东林领袖”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诗人钱谦益之妾。柳如是原是明末名妓，能画工诗，初嫁云间孝廉为妾，孝廉教她作诗写字，婉媚绝伦。被遗弃后，游于吴国、越国之间，以文采风流闻名当世。

　　夫人闻听至此，便请求夫君为她细细叙之。伯驹点头称是。

　　柳如是其人身材短小，十分俏丽，性极机警，饶有胆略。王国维有一首绝句：“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这首绝句记的是柳如是的—段轶闻。如是最初选择对象的目标是晚明党社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张溥和陈子龙。据说，如是以儒生打扮，到松江去拜访陈子龙，自称“女弟”，由于陈子龙性情严峻，这一段姻缘没有成就。如是24岁时，与钱谦益定情于杭州西湖，一度感情颇相投。他们常在一起唱和，旁征博引。钱柳之间的唱和之作，收入《东山酬唱集》。

　　伯驹停顿了一下说，我很喜欢她那首著名七律《春日我闻室作呈夫子》：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

　　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

　　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这首诗作情辞婉丽，间杂幽怨情调。如是有很多传世之作，诸如《戊寅草》、《湖上草》和《尺牍》等。柳如是在词、书法方面，均有胜于钱谦益之处。若从人格和气节而论，更使钱谦益相形见绌。

　　南明建立政权时，钱上疏为马士英歌功颂德，马引他为礼部尚书。这时，钱忘记了自己曾是东林党的领袖，反而力荐阉党，与马士英之辈同流合污，其品格不足为训。乙酉五月之变，如是曾劝夫投池殉节，而钱无勇气做“忠臣烈士”，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被人拉住了。钱晚年很不得意，常常悔恨地说：“要死，要死!”如是便说：“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不久，钱大难临头，锒铛入狱，如是多方打听，奋力营救，钱才无罪释放。钱感激不尽，以至吟出“从行赴难有贤妻”的诗句。钱已不顾当时陈氏夫人尚在，而径呼爱妾为“贤妻”。

　　慧素静静地聆听，眼睛湿润了，她深为如是的才华和情操而感动。

　　次日晨，有人叩门，伯驹延请入内，原来是一个厂商持一砚来，请伯驹鉴藏。伯驹打开紫檀木盒，见是一方玉凤朱砚，乾隆尺宽3寸许，高2寸7分，白玉质，凤形，极其古拙，上刻篆书铭文“昆岗之精，瑶玙之英。琢而成砚，湿润可亲。出自汉制，为天下珍。永宜秘藏，裕我后昆”。小字篆书款“牧斋老人”，下刻阳文“谦益”方印。

　　伯驹观毕，激动得惊呼：“天下真有如此奇事？”

　　夫人问：“何以至此！”

　　“夫妇二砚离散近300年，10小时内合于一家，落于我手，岂不是天下奇事？”

　　钱谦益（“牧斋老人”即钱谦益）与柳如是夫妇二人之砚奇迹般地为收藏家所得，自然悉心地珍藏起来。

　　他先后共收藏了数百件文物珍品，早从1932年开始，就以《丛碧书画录》的形式，著录入藏书画名迹，直至1960年。

　　伯驹在序中开宗明义：“人生若转烛，世事如浮云。惟不可磨灭泯没以与宇宙并寿者，厥为性灵耳。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况夫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真可睥睨万国耶!”

　　伯驹将一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酷爱之情融于笔端，备加推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书画，是华夏民族的聪慧与创造力最集中的表现之一，并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华夏文明在古典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水准。应该看到，中国乃至东方对宇宙自然的看法，对社会的认识和态度，对美的追求与捕捉，都在中国书画里得到显化和表现，并通过传统文化与书画养育着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也深得东方世界朋友的赞赏。伯驹深通祖国文化，写至此，自然发出了“真可睥睨万国”的感慨。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收藏书画，不遗余力，变卖家产，节用举债，矢志不移，而终生不悔，实为历代后人所敬仰。

　　为了使收藏之文物，“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张伯驹认为“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

　　伯驹谆谆教诲后人，悉心保存祖国的文物珍宝，倾述了著述《丛碧书画录》的宗旨，寥寥数语，其挚爱祖国文化之真情显露无遗。

　　洋洋近万言的《丛碧书画录》记载了伯驹一生所藏的文物珍品，成为我国文物收藏宝库里的一颗璀璨的瑰宝。

　　张伯驹终以文物收藏，鉴赏家闻名于后世，饮誉海内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收进了他为保存祖国文物做出的种种贡献和不朽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