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北京梨园界不甚景气。一些有名的老伶工，如武生杨小楼，老生王凤卿、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花脸郝寿臣等，或病逝或退隐；梅兰芳南迁上海又遁迹香港，尚小云以相当精力用于他主办的荣春社科班上，演出不多，所以程砚秋成了举足轻重、众望所归的人物了。而那时，有些伶人为猎取票房价值，在舞台上乱来，甚至出卖色相以"劈、纺"号召，对此程是愤慨于心的。所以，当报界推选四小名旦，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荣膺当选时，程砚秋很高兴，寄厚望于这些后起之秀，尽力扶助。
李世芳是富连成科班"世"字科的高才生，为梅兰芳很钟爱的入室弟子、姚玉芙的爱婿，对程砚秋也很尊重。他出科后自己挑班，也需以排新戏为号召。其父李子健是著名山西梆子演员，把晋剧《百花公主》移植为京剧，交李世芳排演。李世芳闻知程砚秋也在排演此戏，暗自掂量：以功底、修养、实力、威望，自己难与程砚秋匹敌，二人同时排演《百花公主》，势成对台竞争，其结果必然是自己大败而难以立足，而自己是经受不住这种打击的。他思来想去，决定面见程砚秋，陈述隐忧讨取良策。
程砚秋很喜欢这个老诚持重、英秀倜傥的青年好手。得知来意后，立即爽快地表示："你不要怕，一题两作，一戏双演，古已有之。希望你专心排戏，把戏演好，其他不要管。至于你担心由于我也演这个戏而影响你上座，这你尽管放心，在北京演你的。这出戏我决不在北京演，不抢你的饭碗。我说到做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李世芳道了谢放心而去。
程砚秋的《女儿心》两次演出于上海，就是不在北京唱，其原因在于他始终遵守对李世芳的诺言。1947年初，李世芳从上海返回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梅兰芳失去爱徒十分悲痛，程也深为惋惜。梅兰芳在上海主持梅门弟子和富连成师兄弟救济李世芳家小的义务戏，程砚秋全力支持，除派弟子赵荣琛参加义演外，自己也粉墨登场，义演了《能仁寿•十三妹》。而《女儿心》一剧，程此后也没有再演出，除其他原因外，追念李世芳恐也是其中之一。
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出身贫苦学艺艰难。初为马连良唱二牌青衣，很见光彩。1941年他准备自己挑班，即时他才二十一岁。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北京街头车马敛迹行人稀少。这种天气，都愿在家围炉取暖，没有急要事谁也不肯出门。可是张君秋却待不住，他顶风冒雪，为成班之事四处求师告友，家中留母亲看门。
忽然有人敲门，老太太以为儿子回来了，忙起身开门。进来的却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黑棉袍披上了一层雪花，秀美的眉目上凝结着冰霜。"您找谁？""我找君秋，我是程砚秋。"啊！大名鼎鼎的程砚秋冒雪来找儿子，老太太知道准有要紧事，忙让到屋里坐。
程砚秋见张君秋不在家，就把来意说明："君秋的艺术，无论台上的功夫，还是台下的人缘，都过得去，该自己挑班了。要挑班就要有青衣主演的本戏，不能光唱一些同老生合作的'对儿戏'。"程同老太太一起合计起张君秋未来的上演戏码："这几天我给君秋想了几出戏。听说侯喜瑞、姜妙香、张春彦几位先生都要同君秋合作，我就想到《红拂传》。侯、姜、张三位是原排，这又是很便利的条件。红拂的唱做，我给君秋说，很快就能演。还有些戏，君秋演过单折，如《牧羊圈》、《六月雪》，这些戏加上头尾就是一出大戏，头尾我可以给说，学会是很方便的。君秋回来，您告诉他，让他上我家去，我给他说戏。"说罢告辞，身影消失在风雪中。
过去有"宁赠钱，不传艺"、"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之说。梨园界也很保守，那时要想学点真本事，不仅要磕头拜师，还要好好孝敬老师，花上一笔不少的钱。也有爱才若渴的艺术家，著名戏曲教育家萧长华就以"替祖师爷传道"为己任，一生培养了侯喜瑞、马连良、谭富英、马富禄、叶盛章、叶盛兰、高盛麟、裘盛戎、袁世海、李世芳等数不尽的名家好手。程砚秋同张君秋并无师生之谊，他这样扶植张君秋，也是出于拔擢人才。
程、张是在王瑶卿家中相识的。那正是程构思《锁麟囊》时期，程将所思所得就正于王瑶卿，常谈到深夜；张也正向王瑶卿问艺，时常在旁聆听。凌晨两三点钟，他们才告辞。二人边走边谈，夜静天冷，干脆走起台步来，这样走得快，身上也暖和。到虎坊桥，张君秋快到家了，二人分手。程已迁居西四北报子胡同，还有十几里路，只见他一撩长袍，疾步直奔和平门，若碰不到夜间拉散座的人力车，他要一直走回去，步行到家天也就快亮了。
在不断接触中，程很喜欢比他小十六岁的才华出众、上进苦学的张君秋。他给张说《红拂传》等戏时说："君秋，我给你说腔，把气口、唱法都教给你，你要用你的嗓子去唱。我是根据我的条件去唱的，我还希望有你这么好的嗓音条件呢，那我也许就不这么唱了……我最不喜欢那些死学我的人，他们哪里是学我，分明是糟蹋我。"教身段时，他又说："君秋，我的存腿你可不要学。我个头高，没办法才存腿走台步；你个头合适，存腿反而不好。"
程、张结成忘年交。张君秋之后每有新作，程砚秋必赶来看，共同切磋。1957年程来看张的新作《珍妃》，散戏后到后台向张祝贺："真难为你，编了那么新腔，你怎么记得住呀！听说你的《望江亭》有不少新创造，哪天再演，告诉我一声，我来瞧。"后来张君秋公演《望江亭》，专门给程送了票，程却没到。原来程突发心肌梗塞送进医院，不久就谢世了。这出戏他想看却没看到。
对同行、对伙伴，以至对剧团中地位最低的龙套、伙计，程砚秋从来谦恭有礼、关怀备至。他对艺术很严格，但台上从不"翻场"（在台上对同台演员、乐队发脾气）。一次在上海演《六月雪》，江南名丑盖三省配演禁婆。那天盖在台上"洒狗血"：窦娥诉说冤屈的二黄慢板唱完后，禁婆很同情，盖三省此时痛哭失声，又抹眼泪又甩鼻涕，引得台下怪声叫好。事后很多人不满，甚而有人建议："不能让他这么搅，干脆辞了他。"程砚秋默不作声，他深知盖三省艺术高超，每次南来他必邀盖合作；盖也确实沾染了一些形式主义的表演恶习，要巧妙地引导这个老伙伴。程再贴演《六月雪》，事先把盖请来，恭敬地沏上茶，轻声细语地说："三爷，咱们再唱回《六月雪》，您看窦娥有这么大的冤枉，说得禁婆子动了同情心，那禁婆该怎么反应呢……"盖三省绝顶聪明一点就透，忙拦住话题："四爷，您甭往下说了。您瞧我的吧！"再演《六月雪》，二人配合默契，禁婆感情准确，表演分寸得当，台上台下无人不服。
程在上海首演《女儿心》，服装是新制的。箱上的师傅不熟悉也不经心，竟把一身新做的改良女靠忘记带到后台，开演时间已近，再回去取来不及了，急得这位师傅脸色焦黄浑身冒汗。程砚秋过来平静地说："别着急，忘了就忘了，下次想着点。今天我就穿'官中'女靠吧。"由于临时服装变更，只好把原设计的一套"双枪"改为"趟马"；"双枪"等舞蹈，第二次演出时才与观众见面。
日伪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剧团底层演员、伙计等人收入菲薄，生活困难。"秋声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每场戏挣不到一元的，逢年过节，他必有一袋面粉相赠。他还买了相当数量的小米，交梨园公会转送给贫苦同业，免除饥饿之危。至于例行的"窝窝头会"义演，那更不在话下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上海一位阔佬过生日办堂会，派人约正在上海唱戏的程砚秋在堂会上演《武家坡》，以壮门面。不想程一口回绝。如果说，早年程砚秋也为不少达官贵人唱过堂会，那是谋求衣食，自己也认识不清，那么到了抗战时期，国破家亡，穷人挣扎在饥饿线上，一些阔人还摆阔夸富，他很反感也羞与为伍。这位阔佬碰了钉子，觉得脸面无光，又请程的一位朋友出面斡旋，夸下海口：只要程答应唱这出戏，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务请程给个面子。时值初冬，朔风频吹，上海京剧界一些贫苦同行正为寒衣发愁，程也为之忧心。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遂说："有您的面子，戏我可以唱。但有两个条件：一、《武家坡》不带'跑坡，进窑'；二、唱这出戏，我一分钱不要，请这位先生出钱做三百套里面三新的棉裤棉袄，给上海贫苦同行每人一套，就算给我的戏份。"阔佬不好反悔，忍痛答应，结果令人叫绝的程的"跑坡，进窑"没看上，反拿出三千元做棉衣。上海同行却得其大惠，程返京时，一些身穿崭新棉衣的上海京剧底层演员到车站送行，眼中噙着泪花称颂不已。
过去也有一些"吃戏子"的恶人，凭仗势力，胁迫演员唱各种名目的"义务戏"，乘机中饱私囊。对这些以慈善为名的恶举，程砚秋不肯俯首贴耳听任宰割。
天津有个姓叶的，早年组织过四大名旦义演《四五花洞》，还灌了唱片，声言自己分文不取，却偷偷地把唱片卖了，收入进了腰包。后来程应天津中国大戏院之约去唱戏，叶某先赶来北京，邀程先唱义务戏。程洞察其奸，遂以同剧场有约，不能先唱义务戏冲击人家营业为由婉拒。叶某再三纠缠，程忍无可忍，戳穿他当年和今日的花招，叶某羞恼而去。
日伪北京警察局二区署长也要办"义务戏"，要程唱《红拂传》。程以"这是我的'看家戏'，一年不准唱几回"拒绝。程去天津，他们也追到天津，花言巧语把程诓回北京，逼他就范。程砚秋火了："这是干什么？我说不唱就是不唱。给你们唱出《教子》就不错了。要不然我马上买车票回天津。"硬顶了这位气焰熏天的警察署长。
为了这多如牛毛的"义务戏"艺人受盘剥之事，梨园公会曾开会商讨对策。程砚秋极少去梨园公会，可这次他去了。会上一位武二花演员说："我们要吃饭，不是专唱义务戏的；老唱义务戏，咱们就吊起来别活了。"程点头称是："这话说得在理有劲，我赞成。"
日伪时，程砚秋这种"抗"的性格，越来越突出。大至日伪当局的"义务戏"、堂会，小至强要戏票，出门坐火车的勒索等，他都不买账，而且尽量回避同那些显赫一时的伪官吏往来应酬，得罪了很多"小人"。慑于他的声望，这些人当时没怎么样，但小怨积大怨，这些人在酝酿一场对程砚秋的羞辱报复！
